袁枚诗与白居易诗之“貌类”及内在成因

石玲

这些年来，学界常常提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话题，这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种纵向的观照视角，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文学史上的种种现象，进而发现并认识一些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问题。在看到袁枚诗歌与白居易诗歌创作风格上的相似这个现象时，袁枚的“无心”与两个人作品的“貌类”引起了我极大的研究兴趣:为什么作为创作主体的袁枚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其诗歌创作出现了与白居易的相似?

一

有一件事情颇为耐人寻味。乾隆四十九年（1784），69岁的袁枚潜心读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庆集》后惊奇地发现:原来“阳货无心，貌类孔子”!人们称其诗歌像白居易还真是不无道理!他在《读白太傅集三首》诗序中云:“人多称余诗学白傅，自惭平时于公集殊未宣究。今年从岭南归，在香亭处借《长庆集》，舟中读之，始知阳货无心，貌类孔子。然平生不饮又不佞佛，二事与太傅异矣。” ① 至此袁枚方意识到，自己虽然并未刻意学习白居易，但自己的诗作与之确有相似之处，在此他公开承认了自己诗歌与白居易诗歌的“貌类”。

实际上，在此之前袁枚已经接触过白诗，这一次不过是他对白诗系统而深入的解读。其作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续诗品·灭迹》一诗即对白居易赞扬有加:

白傅改诗，不留一字。今读其诗，平平无异。靠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谁探!

他特别欣赏白居易诗的“意深词浅”，认为这才是白诗千古高妙之处。写下该诗后的第二年，他又在《遣兴》诗中称自己“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将袁枚划为白氏一派，他本人是不太乐意接受的，自己不过是“随意闲吟”，却被人强行与白居易拉在一起。殊不知，正是“随意闲吟”让他和白居易步入了一途。袁枚当时说这番话的用意，是说明自己并不囿于一家一派，没有刻意模仿白居易。16年以后，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袁枚在认真全面地阅读白居易诗作之后，才最终叹服:“阳货无心，貌类孔子”!

袁诗与白诗的相似已为不少人所注意。与袁枚同为“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指出:“随园法香山，善道意中语。” ② 洪亮吉也说过，（袁枚）“游戏诗应归苦海，性灵句实逼香山” ③ 。还有，朱克敬在《暝庵杂识》中云:“随园诗学香山而加以新巧，兼有公安、竟陵之长，亦兼有两家之弊。然袁诗言情，实有独至一处，如《送女还吴》云……婉转真挚，香山不能过也。” ④ 尚的《三家诗话》则认为，“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 ⑤ ，这些说法从“善道意中语”、“性灵句实逼香山”、“婉转真挚”以及兼杨万里与白居易风格于一身等方面注意到了袁枚与白居易诗歌风格的相近，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笔者认为，白居易与袁枚之间并不仅仅是影响与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没有学白居易而最终却像白居易。

二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袁枚诗歌究竟在哪些地方与白居易“貌类”?从诗歌的语言风格来看，袁枚与白居易都具有晓畅平易的特点，这恐怕是两者“貌类”最外在、最直观的一点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 ⑥ ，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

袁枚对白诗语言的通俗浅近极为赞赏，也特别地认同。在他看来，“家常话入诗最妙” ⑦ ，“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 ⑧ 。他自己也实践了这种见解，其许多诗作，如《归家即事》、《萍乡纪事》、《哭阿良》等等，都是明白如话的诗作。

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⑨ 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⑩ 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

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 窜 定甚多。” 11 由此可 见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与此相联系，袁枚诗歌像白居易诗歌一样很少使事用典。袁枚自己说过:“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 12 因为在他看来，典故尤其是生僻典故的使用于诗人来说会影响性情的顺畅表达，在接受者来说会影响对诗作的整体领会。“用生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或称予诗曰:‘专写性情，不得已而适逢典故。’” 13 使用僻典势必影响读者的理解，造成接受上的障碍，使用越多，障碍越多，能不用就不用，实不得已才偶尔用之，以求得作品的意脉贯通。这样，袁枚诗歌语言的晓畅平易、少用典故便“貌类”白居易了。

我们如果从诗歌创作题材和创作特色上看，“貌类”之处就更多了。

先从创作题材上看。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第四类以体裁划分，内容涉及广泛）。其讽谕诗更多关注社稷民生，是他积极用世、志在“兼济”的作品，广泛揭示和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民生的疾苦，与中唐时期的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卖炭翁》、《秦中吟》、《轻肥》等，都是他此类诗作的名篇。这类作品也是当代学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重视的部分。而实际上，白居易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时人罕能知者” 14 。他的感伤诗，“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15 ，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被认为“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 16 ，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他的闲适诗，语言浅近平易，风格淡泊悠闲，表现了乐天安命、“吟玩性情”的内容，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

从袁枚诗歌的创作题材来看，他在做县令期间写下的《俗吏篇》、《捕蝗歌》、《苦灾行》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白居易的讽谕诗较为接近，但这一部分不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最富个性的部分。袁枚的许多诗作与白居易的闲适诗、感伤诗和部分杂律诗中的作品更为接近。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取材于身边的琐事，正如他自己在大和八年（834）所作的《序洛诗》中所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其实，不仅仅是这五年中的诗，白居易的整个闲适诗多写衣食琴酒、山水野趣，追求自得与自适。如其作于元和十二年（817）的《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

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坚!

与此相似，袁枚诗歌的创作题材也大都呈现出鲜明的日常生活化倾向。在他的笔下，尤其是在辞官市隐随园之后，儒家的兼济天下的英雄情怀已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生存的关注，对个人生活的摹写与表现，对此，我们通过《小仓山房诗集》的题目即可见出端倪，诸如《栽松》、《闲坐》、《答人问随园》、《拔齿》、《病足》、《自嘲三绝》、《归家即事》、《留须》、《削园竹为杖》等等，皆侧重描写身边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特别贴近人生。

再从创作特色看。诗作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流丽明快、意脉贯通，是袁枚与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共同特色。具体来看，袁枚诗与白居易诗在创作上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善用色彩，有时还巧用声音，声色相间，声美色丽。不知是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天籁之声启发了诗人，还是诗人无意间的写实，总之色彩与声音的运用确实给他们的诗歌增色不少。如白居易作于元和十三年（818）的《司马宅》:

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

霜园雨径、绿芜红叶、萧宅秋风、江水扬波，色彩斑斓中又透出诗人内心的萧条与失落。再如《山枇杷花二首》中的“万重青嶂蜀门口，一树红花山顶头”，“叶如裙色碧绡浅，花似芙蓉红粉轻”的诗句，也巧妙地运用了色彩，前两句极写“万重青嶂”蜀门的雄壮，而山顶的“一树红花”又平添几分妩媚;后两句又以轻盈的文笔描摹出浅、轻的淡淡的花色，可谓美不胜收。此外还有感伤诗中的《秋夕》:

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 谁为拂尘床?

雨一样的叶落声、白霜般的月光，声色交织。

我们再来看袁枚诗作中对色彩、对声音的描写，如《湖上杂诗》:

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步裙红出采茶娘。

夕阳映照下的水边，烟霞缭绕着石屋，在一碧万顷的茶园里，身穿红裙的采茶姑娘格外醒目。尤其是“步裙红出采茶娘”一句，更是动中有色，既美丽又富有动感，令人称绝。再如《晚坐》一诗:

晚坐碧波上，飘然白练裙。月高沙鸟语，烟尽水天分。洲荻响成雨，渔灯红入云。更深尤可喜，官鼓断知闻。

荡漾的碧波、飘荡的白云、闪烁的红色渔灯，碧、白、红色在月光下相互映照，色彩绚丽，天水相接。而鸟语、荻响又给静谧的夜色平添了天籁之音，使人流连忘返。

至于朱克敬所谈到的“袁诗言情，实有独至一处”，“婉转真挚，香山不能过”，则指出了袁枚在抒情真挚方面与白居易的近似，尤其表现在伤悼一类的作品中。先看白居易《为薛台悼亡》一诗: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伤神。手携稚子夜归院，月冷空房不见人。

诗作哀婉凄切，感情真挚深沉。再看朱克敬所举袁枚之《送女还吴》（全称应为《女扶婿柩还吴，作诗送之》）:

柏舟此去雪盈途，一曲离銮万木枯。后会自然来世有，佳期怎奈半年无?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带涕痕对舅姑。娣姒成行偏汝独，未知何处续遗孤!

这首写给新丧夫的女儿的诗作也是情感沉厚、回肠荡气。此类的诗作还有《哭阿良》、《哭三妹五十韵》等。

白居易的此类诗作与袁枚的此类诗作的共同之处表现为感情深挚，语句质朴，至情不文而意味深长。

三

当然，袁枚诗歌与白居易诗歌“貌类”之处还不止上述这些，我们只要清楚两者之间确有许多类似这样一个事实就足够了。至此，一个更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既然袁枚没有刻意学习白居易，那么，怎样解释创作主体的“无心”与诗歌作品的“貌类”呢?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似?

应该说，袁枚与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和创作题材的相似，还只是停留在外在的层面上，这只是个表象，其更主要、更深层的相似，还是他们心灵深处精神上的契合，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还发生在白居易与其前的陶渊明之间、苏轼与其前的白居易之间、公安派与其前的白居易之间……甚至可以说，它发生在千百年来辗转于功名利禄与心灵自由之间的许多文人的内心深处，这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带有一种普泛的意义。

赵翼说过:“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来，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故白自成大家。” 17 可以说，赵翼的这段话给我们理解白居易进而理解袁枚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路径:“性情为主”，“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29岁时考取进士后，自贞元十九年（803）授秘书省校书郎起，虽然几经宦海沉浮，但几乎没有脱离官场，直到会昌二年（842）才以70岁高龄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他的创作道路，以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出极高的参政热情和“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后期深感官场的险恶，转而独善远祸，受道佛影响更大。“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负春》）其被贬之后写下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等，都表现了当时的心态，“惟以安分知足、玩景适情为事” 18 ，表现自我心灵的内容更多。

白居易的闲适诗、感伤诗及部分杂律更多关注一己自我，在率意自在中流露性情。我们说元和十年（815）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转折点，这是从总体内容而言的，实际上，诗人更多的还是受其个人性格的支配，这是其贯穿一生的基本线索。早在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刚刚步入官场之时写下的“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的诗句 中就已经流露出纷争的名利场与诗人安居闲适生活态度的不和谐，元和二年（807）任尉时写下的《祗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云:

石拥百泉合，云破千峰开。平生烟霞侣，此地重徘徊。今日勤王意，一半为山来。

更流露出性本爱丘山的天性。写于同年的《官舍小亭闲望》表现了陶醉于闲适生活的情怀:

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

作于元和七年（812）下邽故乡的《适意二首》，41岁的诗人则直接发出了“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的呐喊。次年所作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更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作于元和九年（814）的《游悟真寺诗》中“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的诗句，道出了一个爱自由的心灵被官场“时网”所压抑，以及在山水中“纵疏顽”得以放纵的心声。

追求闲适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舒放，并不是白居易在被外放受冷落时才产生的，贞元十九年（803）初入官场时写下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就有“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的吟唱，只不过在经历了人生遭遇的坎坷后，又更加深化了他的初衷罢了。对此，我们可以在他作于元和十一年（816）的《读谢灵运诗》中觅到踪迹:

吾闻达士道，穷通顺冥数。通乃朝廷来，穷即江湖去。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泻处。泻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为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

从“岂为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和“不独在章句”的诗句可以感到，白居易的闲适诗也并非那么闲适轻松。

另外，白居易曾经皈依佛门，《五灯会元》卷第四《南岳下三世·佛光满禅师法嗣·白居易侍郎》有记载 19 。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一些诗作具有超然物外的淡泊与宁静，如《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作于长庆二年（822）的《咏怀》一诗，也表现出安闲淡泊的心境:

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虽在疏远，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事有得而失，物有损而益。所以见道人，观心不观迹。

袁枚的诗歌也受到了佛学禅宗的哺育，他的《不寐有感》表现了佛禅“虚无”的内容:

人生在世如云耳，云去云来云本无。生怕易来不易去，恶风拦阻在中途。

而后期禅宗任运而行、崇尚个性的精神在袁枚的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请看其《十九日梅坡招孟亭南台再集得观字》:

幽花随春开，好香随风传。有月便归去，无雨且盘桓。问我饮不饮，存杯听自然。所以主人翁，自号称随园。 还有《放言三首》之三:

要学无心便有心，不如随意作闲吟。行云流水来何处?海阔天空没处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对佛禅一些精神的吸收使袁枚与白居易走得很近。这一点，我们也不可忽视。

综观白居易的心路历程，我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自然会想起陶渊明。事实上，白居易也是十分欣赏陶渊明的:“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他在《访陶公旧宅并序》的序中云:“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陶体诗十六首》。”这些皆表明其对陶渊明的倾心折服。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大有意义的。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生前声名不显，在身后却得到了无数文人的高度认同。在中国文学史上，和陶诗数量之多大概是其他任何诗人所无法相比的。正如研究者所言，陶渊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 20 。那么，这种强烈的认同感由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

在传统的官本位的机制和观念之下，读书人施展抱负的重要途径是跻身官场。而官场是一个等级森严、规矩繁多的系统。规矩繁多，便和人与生俱来的热爱自由的天性发生龃龉，于是会产生“性本爱丘 山”而“误落尘网中”的搭错车的感觉，归隐山水田林（不管实行与否）让他们感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意;怀才不遇、屈沉下僚的现实往往会使人产生受挫之感，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诗人，会加倍感受挫折与失意，于是又会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之举发生强烈共鸣。白居易是这样，苏东坡也是这样。于是就出现了白居易推崇陶渊明、苏轼推崇陶渊明兼白居易的现象。苏轼和陶诗有一百零九首之多，主要作于60岁之后在惠州和儋州期间 21 。苏轼对白居易也是情有独钟，对其推崇备至，宋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22 他对陶诗的推许和对白诗的钟爱也基于同样的心理基础。

无独有偶，袁枚也曾有仿陶渊明的诗作《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饮，故反之作不饮酒二十首》，认为陶渊明“未免心戚戚，借酒解怀抱”，饮酒不饮酒不过只是表面上的形式，关键在于“酒味吾不知，酒意吾能领”的声气相投，而“平生行自然”更是其与陶渊明心灵相通之处。袁枚还在诗中指出了“英雄与文人，往往托佛老”的普遍现象。文人往往由最初的充满儒家用世壮志和热情最终归向佛老。而追求心灵的宁静适意，无疑正是那些千百年来徘徊辗转于官场功名与心灵自由之间的许多文人的心路历程，因此，白居易诗歌中所表现的乐天安命、“知足保和”、“吟玩性情”、心归老庄、属意归隐的内容，既接续了陶渊明“返自然”的意绪，又极易与后世文人的自适心理与自怜心态产生共鸣，所谓“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白居易《春游西林寺》），于是，白居易的同调大有人在，宋人所取名号“醉翁”、“迂叟”、“东坡”等，皆出于白居易诗，可见他们在精神深处对白居易的欣赏和认同。

袁枚虽然晚于白居易九百多年，但也大致走过了一个与白居易相似的人生及精神的历程。

年少的袁枚是雄心十足的:“幼年负奇气，开口谈兵书。择官必将相，致身须唐虞。”（《杂诗八首》）又加上少年得志，二十四岁即中进士、入翰林，攀宫折桂之际，更是“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子才子歌示庄念农》）!对前程充满巨大的期待。在这种少年狂妄中，既体现出初生牛犊的锐气，也体现了文化传统所哺育的价值观:出将入相，匡扶社稷。但袁枚没有料到的是，三年后的散馆考试，又让他从得意的云端跌落失望的谷底。由于满文成绩列入下等，被外放江南为知县。

《清代学者像传·袁枚》云;“先生妙年硕学，人皆以文学侍从相期;忽用外吏，士林惜之。” 23 外放为官这样一个结果，连别人都觉意外，对当时志在拿云的袁枚来说，无疑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谓“问到出身人尽惜”（《谒长吏毕归而作诗》），在“人尽惜”声中，袁枚心中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的自惜之情许久不得消解。

袁枚乃一介书生，对官场规矩十分生疏。“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谒长吏毕归而作诗》）初拜上司，显得手忙脚乱。但他恪尽职守，明察善断，故而受人拥戴。其父担心他年少不谙吏治，乃匿名探听，听得皆称其“大好官”，喜而入官舍与子相见。在袁枚为地方官的六七年中，他尽职尽责，官声颇好。“所至有政声，判狱如神” 24 。他还将作县官的经验心得写成《州县心书》（今已佚），以资他人借鉴。

然而，县官的琐细忙碌、应酬奉迎令袁枚疲惫不堪。有时，他对俗吏的生涯简直无法忍受:“周官三百六十职，佛经万劫千灾殃，顷刻教人一身当。”（《俗吏篇》）为民忙碌，袁枚心中自甘，而官场中的台参迎送，为大官作奴，却令袁枚大为反感。“官苦原同受戒僧。”（《署中感兴》）他既不愿敷衍塞职，愚弄百姓，又不得不屈尊奉迎，这使得袁枚心力交瘁，平庸琐细的俗吏生涯，与袁枚的生命价值观格格不入;而“受戒僧”式的生活方式，与袁枚酷爱自由的个性抵触很大。最终他主动告别官场，选择了园居。这是他对人生道路的自觉意义上的选择。辞官之后，袁枚感到一身的轻松:“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解组归随园》）一种自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

应该说，在年轻得意之际，袁枚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做一名诗人，“立名最小是文章”（《记得》）。然而在“自期必管乐，致君必尧汤”的幻想破灭之后，他的人生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变化。“传名无竹帛，成仙无丹砂。赖此文字间，著作为生涯。”（《偶然作》）文学成了他最后的生命寄托，他决意在文学创作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他对生存价值与生存方式的思考，见诸诗作之中，如《随园杂兴》:

官非与生俱，长乃游王路。此味既已尝，可 以返吾素。看花人欲归，何必待春暮。白云游空天，来去亦无故。

追求一种行云流水、自由自在的生存方式。他的诗歌也表现了隐居的闲适之趣，如其《寓目即书》“江村白沙明月中，一个鹭鸶一钓翁。鹭鸶衔鱼忽飞去，钓翁犹立钓鱼处。”还有《闲倚》一诗:“小池风急水鳞鳞，闲倚栏杆送晚春。一阵落花樯外去，不知飘落打何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了了白居易诗歌和袁枚诗歌间“貌类”的内在原因了，两者之间决不是一个创作与模仿的关系。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云:“袁简斋先生自以其诗近唐之白居易，论者则谓宋之杨万里为宜。余按:先生居恒论诗，不喜唐宋分界之说，而要主于性情。是其于唐、宋诸家皆所祖述，而性之所近偶合于杨耳。” 25 我们不妨借用一下邱菽园的话来说，袁枚的诗“性之所近偶合于白耳”。而两者声气相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性情”二字，人的与生俱来的热爱自由的本性是主宰他们人生与创作的深层机制。

注释

①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30。

②蒋士铨《论诗杂咏》，见《袁枚全集》捌附录三“袁枚评论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版。

③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之十三，《洪北江诗文集·更生斋诗》卷3。

④朱克敬《暝庵杂识》，见《袁枚全集》捌附录三“袁枚评论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版。

⑤尚《三家诗话》，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5096页。

⑥⑨ 16 17 18赵翼《瓯北诗话》卷4。

⑦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1。

⑧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2。

⑩刘熙载《艺概·诗概》。

11周必大《跋宋景文唐史稿》，见《省斋文稿》卷16。

12袁枚《随园诗话》卷1。

13袁枚《随园诗话》卷7。

14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15白居易《与元九书》。

19普济《五灯会元》上，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第221页。

20 21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22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23 24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像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6页。

25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江苏古籍出 版社1989年4月版，第5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