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

贺中复

    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然而学术界一贯注重唐、宋诗的比较研究，对于这一带有转折性质的过渡阶段的诗歌总体状况，自古以来竟无人研讨，这无疑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小的缺憾。本文限于篇幅，拟仅就这一时期温李、贾姚两种诗风的延续、流变试做初步探讨，以期有补空缺并引起研究者对此期诗歌的关注。

    宋初王禹偁就唐末以来文风衰变所说的“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五哀诗》)最早把“艳冶”与五代诗文系结在一起。此后的论者，则往往据以论断五代诗，认为“以秾致相夸”的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诗盛行于五代，且等而下之，风靡宋初。从而为此期温、李诗风的流变勾画了一条不尽符合史实的轨迹。

    温、李诗风在晚唐确有较大势力，“温、李”也以此成为晚唐绮丽诗风的代称。如就昭宗朝吴融序贯休《禅月集》时所指出的“下笔不在洞户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  “迩来相效学者，靡曼浸淫，困不知变”，可知直至唐末，主学李贺艳诗而形成的温、李诗风依然影响较大，且流品愈下。然而，如若据此流向从总体上做追踪考察又不难发现：如此诗风竟没能盛行于五代。考之五代人所撰写的史书、笔记乃至诗文等等，很难见到温、李诗盛行于时的记述，就连注重诗之辞采、声律形式美的《旧唐书》之《文苑传》，也否定“雕章褥句”之习，并不把温、李置于诗坛的显要地位。在今存的五代近8000首诗中，即使把悼亡、咏史、边塞诗以及所有的宫词之类都囊括在内，笔涉女性之作充其量也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至于诗人中写有艳诗者所占比重就更小。

    这种与晚唐不尽一致的现象所集中体现的艳体诗风由强渐弱的转变，早在唐末已肇其端。在朱全忠进爵东平王、杨行密赐爵吴王之际，吴融、黄滔、牛希济等基于儒家诗教说，针对艳体诗鲜涉社会痛痒的要害连连发难，还相继出现了以杜荀鹤、贯休为首的主师古、重教化、反轻艳的创作群体。尽管当时仍有“困不知变”者在，但唐朝危亡的社会丧乱，更致使生活和政治处境、思想情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吴融、卢延让、罗隐、韩偓等诗坛名家，纷纷由学李效温转为学杜宗白。此后宗白诗风尤见兴盛，温、李诗虽说仍在流播，却不可挽回地失去了晚唐威势。五代温、李诗风流变的序幕正是在唐末诗界这一明显转机之下揭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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