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琬仕清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高莲莲
明清易代之际，大厦将倾，旧的国家体系瓦解，新的统治秩序没有建立。文人士大夫面临着进退甚至是生死的抉择，研究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人生抉择时表现出的复杂思想和心态，不但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而且对于诗人生平和创作都有重要意义。朝代更替之时，文人士子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对其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后半生的境遇与其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察他们在易代这个特殊时期的心态和选择行为对全面了解其生平和创作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易代之际士人的选择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为旧朝殉节；二是做遗民；三是出仕新朝。
走出仕新朝这条道路的人按其主观意愿又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主动积极，比如钱谦益，他作为明代两朝官员，在清兵南下之时率先迎降并主动讨好，辱没人格，丧失气节。在前朝取得功名，又在新朝参加科举或者接受赐官的行为也应定位为积极出仕。另一类则是被迫出仕，如吴梅村，他在主观上没有出仕的意愿，但由于外界客观因素的作用，加之自身性格软弱导致意志不坚定，违背愿望出仕并最终因此而悔恨终生。
这两类人是讨论明清易代之际文人价值取向时经常提到的，但宋琬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他虽然选择了参加科举考试出仕新朝的道路，但其时宋琬的身份是在明朝“身不受国恩，名不录仕籍”的一介白衣秀才，按封建社会对异代文人的评价，宋琬仕清并不属于“失节”。当今学术界也从来没有对宋琬的仕清提出过什么质疑。
易代之际，伦理观念与自然欲求产生冲突，人们对于生命的留恋和趋利避害的本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把宋琬放进封建知识分子群像中，他的做法也不存在“大节有亏”的说法，但他作为前朝的世家子弟，其身份和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行为带有更多个性色彩，见微知著，其仕清的行为可折射出一些社会文化特征和个体心理问题。
在明代，莱阳宋氏家族为“邑中右族”，世代书香仕宦之家。宋琬的六世祖宋黻为明朝天顺庚辰（1460年）科进士，授监察御史，历浙江副史。曾祖、祖父都是廪膳生。父亲宋应亨，天启五年（1625年）与琬族兄宋玫同中进士，次年授大名府清丰知县，五年后改授礼部主客司主事。崇祯六年（1633年）典试河南，崇祯七年在吏部稽勋司郎中任上，以祖母李太淑人春秋已高，上疏奏请归家养亲，返莱阳。崇祯十五年，清兵攻莱阳，宋应亨散尽家财组织城邑保卫，与县官率民众死守。清兵攻三日不下，绕道北上。次年，清兵再扰莱阳，城陷，宋应亨、宋玫等族人皆遇害，宋琬在《长歌寄怀姜如须》中无比悲愤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曰：“一朝变起尘沙飞，老亲白首同日归。骨肉摧残那忍道，余生孤孑将畴依”①，沉重的痛楚之情可见一斑。清兵灭莱给宋琬造成的心灵创痛足以影响他的一生。与清朝有灭族之仇的宋琬应该是最坚决反对清朝的，他也曾在《纪愁诗癸未八首》中写道：“此身甘隐逸，终剪墓边莱”②，表达了绝意仕进的想法。明清鼎革之际，南迁避难的他在吴江叶绍袁家与遗民志士也多有交接。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宋琬还是在顺治三年就参加了清代科举考试，出仕新朝做了清廷的新贵。
为什么经历了国破家亡，与清廷有灭族之恨的宋琬最后还是选择了出仕的道路？这既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相关联，又与诗人的性格特征及中国数千年的儒家出世精神息息相关。
一、心理需要与利益欲求
宋琬仕清一方面是受儒家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孔子的积极用世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两千年，封建传统文化观念中，“学而优则仕”是绝大多数文人士子的奋斗道路。吴梅村曾言：“古之为士者，非公车特征，则宰府交辟，次亦屈志州郡耳。其有淹顿劳落，没世而无闻者，盖亦少矣。”③ 这段话颇能说明一般文人用世之心态。
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出世”观念代代相传，业已融入文人士子的血液，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和追求。“治国平天下”成为儒生毕生追求的目标，“学而优则仕”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宋琬生于世代书香的名宦之家，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传统教育，从识字时起阅读儒学经典，接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深烙在脑海里。不仅有此理论方面的教育，在实践上父兄们通过科举求仕的人生选择也为宋琬树立了行为楷模和典范形象。儒家出世的观念在宋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但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科举考试这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艰难险阻之路。自小才华出众的宋琬在明代参加了数次科举考试，却最终没能取得功名，这对于被人认为“腾达必早”，自视甚高的宋琬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如果说宋琬抛却国破家亡的仇恨，顺治三年便参加清代科举考试容易遭人非议的话，那最好的解释就是出仕观念在宋琬思想中业已扎根，成为他对生命追求的惟一目标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入清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了圆他心中那个从小就存在的梦。
从小处讲，其仕清行为是由宋琬特殊的人生经历决定的。宋琬在其《题松鹤图为仲兄五十寿》中写的“忆昔高堂无恙时，彩衣拜舞肩相次。小试争搴赤羽旗，挥毫竞夺中原帜。擢弟犹能及老亲，小弟青云偏折翅”④，从小一起读书作文的兄长实现了封建时代士人“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取得了功名，走上了仕宦生涯。而少年时代即与仲兄“蜚声振藻，比美二难”，生性聪颖、才力过人的宋琬却数举不第，难免心理失衡。为宋琬作墓志铭的王熙说道：“时公虽少而诗文名实闻见四方，人皆意其腾达必早。乃公仲兄庚辰已成进士而公仍困成均中，数举皆不第。”⑤ 崇祯十三年，宋琬已经二十七岁而仍然未能博取一第，是年宋璜、姜垓同中进士，宋玫、姜垓等人都已是朝廷官员，宋琬在《长歌寄怀姜如须》中说：“君家黄门早射策，盛年谒帝承明庐”⑥ 就是指的当时的情况，这里面包涵的除了仰慕和赞赏，应该还有一种对自己数次落第的心酸之情。朝代更替使宋琬在明朝考取功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但他“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证明自己能力的愿望是强烈的。因此才高气盛的宋琬一人清便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一举中的，也算是对当年科场失意的补偿。
“学而优则仕”的心理积淀和宋琬自身的特殊经历这些因素固然是促使其出仕的关键因素，现实利益的需求也是导致宋琬仕清的一个重要缘由。朝代更替，人们面临着现实与信仰、道德与利益的抉择，选择是艰难的，坚持信仰就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的苦难，因此那些坚持信仰的人是值得钦佩的。鼎革之际的文人，思想上的强烈矛盾与冲突是最正常的，就算忠君守节如文天祥也在《与弟妹书》中表达了对生命与世俗的留恋，他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对生的渴望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自然欲求战胜伦理观念，人的行为就会走向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在忠孝伦理与物质现实之间，宋琬选择了后者。也许在宋琬看来，不顾国破家亡的仇恨选择仕清固然会招来非议与质疑，忍受生活的艰辛却是更困难的事情。对于这种人生选择，他在《长歌寄怀姜如须》中不无羞愧得为自己辩解道：“旧业虽余数顷田，犁锄欲把谁能那？况复陈留风俗衰，青兕元熊啼向我。应诏公车解褐衣，勉寻升米羞卑琐。”⑦ 据宋琬于顺治二年作有《京口送房周垣北归以下乙酉四首》其一曰：“间关江海路，契阔死生余。忽忆同游地，今成异姓庐。何年将恐惧，有梦见邱墟。倘过先人墓，荆榛赖扫除。时余家宅第为邑豪所据。”在宋琬一家流亡南方之时，宅第被占，残留的数顷土地也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况且从小生长于官宦之家的宋琬不会也不可能放下四书五经。拿起锄头镰刀务农。面对艰辛的现实，宋琬不能像坚守气节的遗民一样，依靠精神的力量减轻经济上的窘迫带给生活的种种苦难。（实际上，明清之际旅食于清朝大吏或接受他们资助的遗民比比皆是）既不能务农又无力经商的宋琬需要担起一大家人生活的重担，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抛却忠孝节义观念的束缚，宋琬很快走上了仕清的道路。宋琬所作的某些诗歌如《送东云雏孝廉》其一：“承明需射策，莫恋故山薇”⑧ 便鲜明体现了他的这种人生价值选择倾向。
二、政治局势与北方士人环境的影响
崇祯十六年，宋应亨、宋玫等人死于抵御清兵、保卫莱阳的战役，宋琬兄弟得知消息后由杭州返回家乡。但几个月后，宋琬兄弟就被迫走上了逃亡的道路，王熙《宋琬墓志铭》曰：“甲申，寇祸既作，吏部及九卿已先没，公兄弟皆挈家南徙。”此处的“寇祸”指的是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其年三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佚名《淮城纪事》记载道：“甲申春，闯贼已据关西，谋犯京师，预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各处代任。伪官遣牌先至，辄以大兵在后，恐吓地方。于是官逃民惧，往往执香远迎。渐及江北，日夜震恐。”⑨ 在山东，“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掠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⑩ 李自成这种对乡绅的打击做法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实际上，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但是当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他们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11) 这说明，在地主阶层的心目中，利益特别是土地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谁主天下，只要侵犯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土地财产，则必然遭到反抗。宋氏家族作为莱阳的世家大族之一，其家产必然会受到冲击和破坏，宋琬作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水火不容的。这从《莱阳县志·兵革》记载甲申年间莱阳情况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乃不一年而又有甲申之乱，时思宗殉国，县内盗贼四起。知县关捷先毁冠潜遁，闯贼所署伪官亦窜。邑绅宋璜遣骑至文登斩伪官。”宋璜是宋琬的仲兄，“斩伪官”已经明确地显示了乡绅阶层的立场。而德州乡绅谢升的做法或许可以代表在李自成所实施的政策下丧失利益、惊惶失措的士绅阶层的意愿：“本朝顺治元年正月，大兵定京师，颁诏招抚山东。六月，升偕在籍明御史赵继鼎等人遣人齑降表赴阙，其词曰：‘闯贼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同愤，臣等空切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锡，威灵暇畅，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先是四月二十七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征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郫，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12) 而在清廷一方，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就下令：“勋戚赡田己业，俱准照旧，乃朝廷特恩，不许官胥侵渔，土豪占种，各勋卫官亦须加意仰体，毋得生事扰民。”(13) 这一规定，使得明朝“诸臣，实出望外”，保留这些官吏士绅的土地所有权政策，得到他们的拥护。李自成的拷掠让士绅阶层心有余悸，而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形象和保护他们土地所有权的措施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以谢升为代表的一部分明朝故官和士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较真诚地希望归顺清朝的。
宋琬一家曾遭受了清兵的侵犯和掠夺，丧失亲人的痛楚和创伤依然清晰的留在他的心里。但当再次遭遇生死危机，而施虐者变成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清军摇身一变为救赎者，成为地主士绅阶层利益的保护者时，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作为士绅阶层一员的宋琬，其心理天平自然会倾向于清廷一边。而且，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宋琬认可了清朝行“仁义之师”、替明朝讨伐逆贼的形象。从国恨家仇方面来讲，是李自成造成了明朝的灭亡和崇祯帝的自杀，而清兵作为赶“逆贼”李自成出京的功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莱阳的残暴行径对宋琬的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样来讲，宋琬对清兵的感情发生了些许变化也是合情合理的。
前面已经提到，宋琬的价值观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对科举考试具有无法磨灭的热情和期盼。清初山东士人的受降行为减轻了宋琬参加科考的愧疚心理，而顺治朝科举考试对北方地区的倾斜政策更激起了他的信心和希望，“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14) 这种环境给予了宋琬很大的心理安慰，而莱阳邑绅们的行动也与整个山东士人保持一致，其地由明入清的官员就有沈梦鲸、孙扬声、左懋泰等十数人，仲兄宋璜的出仕(15) 在更大程度上鼓励了宋琬参加科举的决心。顺治初年科举考试对北方地区的倾斜增加了北方士子实现“学而优则仕”梦想的机会。顺治三年（1646年），会试状元为山东人，当年山东中进士83人，占进士总数的1／4。这种情况大大激起了宋琬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综上所述，文化心理、社会现实和清初政治大环境特别是北方的特殊环境等各种因素作用于宋琬的心理，终于使其在寻求自我平衡的过程中求得心理安慰，走上了参加科举考试，出仕清朝的道路。
三、仕清对宋琬诗歌内容的影响
仕清是宋琬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由明朝的世家子弟变为清朝的新贵官宦，政治立场由仇恨清朝变为逢迎清朝。出仕改变了宋琬的整个后半生，尽管他官至按察史，但最终也没能实现其“得为左右论思之臣”或“登承明著作之庭”的愿望，一生奔波于秦、蜀、吴、越之间，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却穷困于官场，屡遭诬陷牵连，可谓丰少屯多、宦途蹇促。仕清不但改变了宋琬的整个人生轨迹，而且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曰：“愈穷则愈工。非诗文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宋琬后半生辗转各地做官，经历两次冤狱、八年放废，不可谓不“穷”。其诗歌得之于其穷困的人生经历者甚多，蒋超为《安雅堂诗》作序云：“荔裳虽早贵，中遭变故，挈家浮顿吴、越之间，几致糊口。及为户曹郎，坐蜚语，骑危踬险，颂系逾岁，乃开花苑，辟藻林，取千余年之骚人墨士而衡纩之。其识日益广，学日益赡，其诗沉郁淡雅，日益变化。天其或者磨炼其志气而发皇其神明”，(16) 指出了生活的磨砺对诗歌创作的促进。可以说宋琬仕清后大多数时间依然处于“穷困”的状态，这不但影响了他诗歌创作内容，而且增进了其诗歌技艺的进步。正如彭启丰《安雅堂诗序》所说：“不及天下苦硬之环境，不能道天下秀杰之句”(17)，其经历是不幸的，但对于成就一个诗人来说又是幸运的。
仕清对宋琬人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既使宋琬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又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伤痛。清兵的灭族之仇使宋琬永远无法完全抹去“中丁家难”惨遭灭门的心理阴影，因此也难以全心为清廷效忠。同样，像宋琬这样的明朝世家子弟，尤其是其父宋应亨还曾经组织抗清，也不会取得清廷的完全信任。朝廷对这类人的行为和言论都要加以控制，甚至捕风捉影加以指摘，宋琬的两次入狱充分证实了清朝的这种政策。
阅读宋琬诗歌可以发现他曾多次提到陆机，如其《纪愁诗癸未八首》：“陆平原悲及懿亲，言愁不尽”(18)，以陆机《叹逝赋》来比附当时丧失亲人的悲怆心境，再如其《曹秋岳斋中社集》：“陆机赴洛心元壮，王粲怀秦事可怜”(19)，写自己当年出仕就像陆机赴洛一样，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和远大的理想的，但却事与愿违，终归不能实现“整冠抚长剑，驱马游京洛”的心愿。陆机一生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经浮沉，并最终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热衷功名的后果。宋琬的经历与陆机是非常相似的。陆机在临刑前叹道：“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发出悔入仕途的感慨。宋琬也曾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了对仕清的悔恨之情，他第一次入狱时写的《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七体以咏哀》已有“悔将词赋谒公卿，惨对桁杨呼父母”(20) 的感慨，第二次入狱所作《狱中八咏》之《铃柝声》：“乍听不成眠，迩来梦颇熟。名根卒未忘，还疑在场屋。”(21) 也从侧面反映出宋琬对自己因功名心太重而导致牢狱之灾的沉痛反思。“壮志堪乘障，浮名悔入关”(22)，“为儒易成腐，误人惟薄宦”(23)，表达了为赢得一介功名而进入官场这个险恶之地的沉痛悔恨。
由于清廷的不信任和宋琬可能有的抗清行为，他一生两次下狱，历尽苦难之境，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成为他诗歌创作着力表现的内容。《壬寅除夕作》写道：“十年重坠井，两度恰逢寅。”宋琬两次入狱时间分别为庚寅（1650年）和壬寅（1662年），两次仅仅相隔十几年，经历之惨痛给宋琬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他创作了大量作品来表达冤屈愤懑和凄楚悲痛之情。
如宋琬的《壬寅除夕作》，以排律的形式详尽地描述了狱中的悲惨遭遇。“陆绩冤谁雪？嵇康性已驯”，作者以魏晋名士嵇康和汉代陆绩的事迹来自比，在狱中“木囊随假寐，铁索换垂绅”的折磨之下，连嵇康、陆绩都驯服了，反映了作者在狱中所受迫害之残酷。除了作者本人，其亲属也受到了非人的待遇，“邱嫂悬丝活，孤儿对薄频”，连妇幼老弱都不放过，可见清廷对宋琬这样的世家子弟的猜忌有多深。作者一家人在狱中怎么生活，“粞糠充亚饭，槁秸捋重茵”。恶劣的生活条件，严刑酷法折磨得人欲死不能。一家人遭遇之惨，连法吏和隶役都为之同情怜悯而“泪下”。在作者被诬入狱之时，“素交多自绝，公论郁难伸”，往日的朋友却都唯恐避之不及，与诗人断绝了联系，冤屈也无人帮助申诉。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作者只有希冀最高统治者的开恩了，“荼蓼皇天鉴，勾萌大造仁”。寄希望于把他一家投入监狱的皇帝，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控诉，也是被压制与迫害之后的无奈而惟一的选择。这同样体现了宋琬在臣服清朝之后的一种矛盾心理，痛恨又不得不屈服的心态。全诗既是对狱中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的真实揭露，又是对蓄积胸中的愤懑沉郁之情的沉痛抒发，可以说是宋琬狱中诗歌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一些寓言性质的诗歌，也是宋琬用来描写个人遭际的佳作。如其《渡黄河四首》之一：
倒泻银河事有无？掀天浊浪只须臾。人间更有风涛险，翻说黄河是畏途！
诗歌描写渡黄河的感受，在极力描写了黄河的凶险之后，作者提出比黄河更险恶的是人心，人世间的“风涛”才是真正的“畏途”。诗人一生坎壈多难，只有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才能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语。宋琬两次入狱都是被人诬陷告发，或仆人或族侄，连亲近之人都如此，怎能不让人觉得世上最恶是人心呢！这首看似随感的诗歌写景之中寄寓着理趣，实际上和作者的生平有密切联系。明代唐寅写有诗歌《题栈道图》：
栈道连云势欲倾，征人其奈旅魂惊。莫言此地崎岖甚，世上风波更不平。
虽是写同一主题，唐寅的诗后两句平铺直叙，按顺序道来，相比而言宋诗后两句更有激情和力度，更能给人以心灵的冲击与震撼。
宋琬写有不少寓言性质的咏物小诗，如《狱中八咏》、《咏芦席片》、《煤土炕》等生活中常见的小物品，情蕴厚重，别寓深意，既是狱中纪实，又包蕴了隐晦复杂的思想感情。可以说，宋琬的这类诗歌简短精炼却不单薄，包含了丰富的“言外之意”，传达了作者的真实心理和意图。伤时叹世、自叹遭际的诗歌在宋琬诗作是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24)，凄清激宕的情感基调是这类作品的共同之处，而这些作品则是以宋琬的仕清行为为前提和背景的。如果宋琬没有入仕清朝，则两次入狱的事件或可避免，他的生活经历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无法改变，正是因为宋琬的仕途之“穷”才使其创造出了千古不朽的诗作。道光年间的翁心存评价宋碗曰：“唱徹崎岖蜀道难，荔裳身世累微官。宦途人海风波险，收入诗囊当谱看。”(25)，精辟地道出了荔裳的身世、诗歌创作与“仕清”这一行为的关系。
四、宋琬诗歌的艺术风格
宋琬一生写过很多诗歌，除散佚的作品外，现存有1300余首。其诗歌体裁多样，表现内容丰富，很难形成统一的风貌，而且由于诗人前后期诗学祈尚的变化。风格也不甚一致，正是“词路之五花八门也”(26)。但若从整体观照，他的诗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稳定的特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清刚”。这种“清刚”的特征得之于生活的磨砺甚多，宋琬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还是在其仕清以后，他一生奔波劳累，仕途坎坷，遭遇悲惨，但正是这种生活经历和各地名山大川的灵气滋养了他的刚烈之气和清灵明晰，使其形成了“清刚”的艺术风格。
“清刚”的概念是由钟嵘在《诗品》中最早提出来的，钟嵘评价刘琨诗歌曰：“刘越石仗清刚之气”，又说“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他“雅壮而多风”，都颇能说明刘诗清刚悲壮的特色。据竹田晃先生研究，“清”具有纯而不杂的意义，可引申为典雅正统，其运用除单用“清”字外，还有“清雅”、“清典”等。宋琬作为清初诗人，其诗歌已经显露出清代诗风的演变，其诗被评价为“变雅”、“大雅之复作”，显示了向清代“盛世元音”的发展趋势。蒋超《安雅堂诗集序》：“其言备四气，协三灵，所为和平之音，猗那清庙之奏，撞华鱼锦，安行庠序”即是指宋琬诗歌“中正和平”的清典特征。宋琬诗风之“清”的确包含着“典雅”的内涵。
宋琬诗歌之“清”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清灵新颖、明净省晰等。新颖是“清”所包含的另一层意味，这就是“清新”。虽然宋琬一生所作大多格调雄浑悲壮，但清新之诗不乏其作，如其《湖上杂诗》：“山色南屏好，空蒙半有无”、“归人从鸟路，落日在鱼罟”等，俞陛云《吟边小识》为宋琬诗歌做摘句有：“柳重栖烟色，荷枯碎雨声”，“万壑穿云转，孤舟与石争”等，皆澹远清新之作。此外，“清”还具有明晰省净、超凡脱俗的意味。宋琬后期诗歌祈尚转向陆游等宋代诗人，写了不少清灵淡宕之作，如《剡溪道中》：“昔人乘雪往，而我溯风行。万壑穿云转，孤舟与石争。鱼游寒水见，鹭立夕阳明。安道留遗宅，萧寥千载明。”明晰而澹净，韵致清绝，俞陛云评其曰“幽洁颇似宋贤”。宋琬许多诗歌都含着“雅洁”的成分，难怪蒋超评其诗有“清空一气”之感。这些清新淡宕之作表现了一种心境，即经历了艰难的生活后心灵的宁静和空阔，为宋琬刚硬豪迈的诗风增添了一丝明快恬静的色彩。
如果和他的身世遭遇联系起来考察，那么体现在其诗中的“清”便是“凄清”。宋琬“中丁家难，晚遭逆变”，一生两次入狱的悲苦经历为其诗歌增添了不少“怨”的色彩，表现出“凄怨哀婉”的风貌。彭启丰《安雅堂未刻稿序》说：“先生名振海内者百年，所著诗多凄清激宕之音。”凄清自然是“清”的一重含义，如其《秋思五首》之“疏雨戛寒丛，落叶纷如击”，《长信秋词》之“寒砧高下声，流萤四五点”，凄幽清冷；“激宕”则可体现出“刚”的质感，如其《壬寅除夕作》：“撩尾知防虿，焦头忆徙薪。乾坤容魍魉，刀鉏贱麒麟。”皆表达了宋琬的悲情哀思，给人一种激愤硬朗的感受。而其《夜为虫声所聒，口号戏呈凌玉》：“重垣深锁夜漫漫，人似鸡栖梦欲阑。无奈啼声穿四壁，秋虫全不畏秋官。”在富含情韵的小诗中自有一种苍凉凄冽的风调，“清灵”之中含有硬朗的因子，符合其诗歌之“清刚”的总体特征。
其实，宋琬诗歌虽“清”却不单薄，金之俊为宋琬《安雅堂文集》作序曰：“其气清以厚”。宋诗之“厚”得之于“刚”，得之于其雄情大力者甚多。诗歌之“刚”是与宋琬坎壈多难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同样是“清”，施闰章之“清”则体现为一种“清正”的风调，杨际昌曾评价施闰章诗歌“如良玉之温润而栗”，其诗歌不虚不脱，温润有韵，诗风清醇郁老，中正典雅。宋施两人诗风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境遇不同所造成的。就像晚唐诗人贾岛和姚合，在风格上，贾岛因有过禅房生活经验，又曾受到韩愈、孟郊的影响，诗中清冷生僻的成分较多，而姚合因仕途较为顺利，诗风相对清稳闲适。施、宋两人之生活经历与姚、贾具有相似性，施闰章生活于一个“蒙养唯正，家教唯严”的理学家庭中，与宋琬相比人生道路比较顺利，仕途也不那么坎坷，自小所受的理学思想教养一直影响到其清正不阿的为人和“温柔敦厚”的诗风。而宋琬作为一个坎壈困苦的诗人，其困顿凄楚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到的。按说他很可能走上和贾岛一样的“苦吟”的道路，但由于诗人自小受到的山东一带“贞刚”文风的影响，对汉魏盛唐诗文的研习较多，加之自身胸襟宽阔，诗人没有钻到个人遭遇的不幸中做“虫吟草间”之铿铿细响，而是得助于生活对他的磨砺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雄奇之作。宋琬的“少华西来辞白帝，太行东望走黄河”(27) 雄健磊落，气势磅礴，其晚年入蜀诗，坎坷的身世和雄奇的风景锤炼了其苍老雄肆的诗风，创作出了“风骨浑雄，气韵深厚”(28) 的诗作。方文评价宋诗曰：“英声震金石，雄风走雷电”(29)，一语中的得指出了宋诗空间上雄浑阔大，质感上刚健硬朗。
宋琬诗歌后期广泛宗法中晚唐甚至宋元诗人，诗风发生了一定变化，由早期的粗豪转向清刚，晚年入蜀诗苍老雄肆，是达到陶冶唐宋境地后的诗情喷发。虽然宋琬一生诗歌风格不尽一致，但其诗歌之刚健雄浑、凄清激宕几乎是贯穿其整个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作品的风貌或偏于凄清，或偏于雄健，但这只是其诗歌表现出来的主要基调，“清”可古厚，“雄”亦能清奇，风格交叉融合，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清刚”即是宋琬诗歌的共性所在，是其诗歌的整体风貌特征。
收稿日期：2007—04—26
注释：
① 《安雅堂诗》，《宋琬全集》第227页，齐鲁书社，2003年8月。
② 《安雅堂未刻稿》卷三，《宋琬全集》第401页。
③ 《何季穆文集序》，《梅村家藏稿》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本。
④ 《安雅堂诗》，《宋琬全集》第227页。
⑤ 语见《通议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志铭》，《碑传集》，台北：明文书局。
⑥ 《安雅堂未刻稿》卷二，《宋琬全集》第380页。
⑦ 同上。
⑧ 《安雅堂诗》，《宋琬全集》第248页。
⑨ 《东南纪事—淮城纪事》第133页。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9月。
⑩ 《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页395。
(11) 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
(12)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谢升传》，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6526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启本》，元年七月初九日。
(14) 《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页403。
(15) 宋璜仕清当不晚于顺治三年，官职为顺天府推官。据《莱阳县志·宋司理璜传》。
(16) 《安雅堂诗·序》，《宋琬全集》第207页。
(17) 《宋琬全集》第319页。
(18) 《安雅堂未刻稿》卷三，《宋琬全集》第401页。
(19) 《安雅堂未刻稿》卷五，《宋琬全集》第597页。
(20) 《安雅堂未刻稿》卷二，《宋琬全集》第382页。
(21) 《安雅堂未刻稿》卷三，《宋琬全集》第556页。
(22) 《安雅堂诗·寄怀胡苍恒宪副》，《宋琬全集》第250页。
(23) 《安雅堂诗·舟中遣怀》，《宋琬全集》第223页。
(24) 方文．《涂山续集》卷五《梦与施愚山论诗醒而有作》。
(25) 郭绍虞．《万首论诗绝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877页。
(26) 蒋超．《安雅堂诗序》，《宋琬全集》第207页。
(27) 《登华山云台峰》，《宋琬全集·重刻安雅堂文集》，第287页。
(28)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三。
(29) 方文．《从吴锦雯读宋玉叔诗喜而有寄》，《涂山集》。
【参考文献】
[1] ［清］宋琬．宋琬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3.
[2] ［清］钱仪吉．碑传集[M].台北：明文书局，1985.
[3] 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4] 梁秉锟．莱阳县志[Z].1935.
[5] 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6] 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7] 王钟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M].南京：江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