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研究方法举隅
余来明
一
在具体研究中，明代诗歌发展历史的叙述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研究资料的掌握。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无视基本“事实”的现象所在皆是，面对明清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者在谈论某一问题时，涉及的文献往往大同小异，丰富的史料被束之高阁，相关讨论很少深入到文学事件内部，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常以清人的评论为依据，未能摆脱故有的陈套。（二）以术语、观念的对比替代历史的叙述。术语、观念的变迁固然是文学研究的重点，然而如果为了彰显某一文学思潮的优越性、进步性，将不同文学观念和理论术语的对比简化成对“落后”文学思想的批判，文学史叙述的合理性就不免受到损害。从“五四”时期扬公安、竟陵而贬复古，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为复古所作的辩护，无不从这一角度予以立论。而对明代诗歌演进的具体历史情境，却置而不论、避而不谈。例如，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复古之后，代表复古的文学思潮何以一而再地在诗坛复兴？公安派、竟陵派这类在当今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作“优秀”、“进步”的文学思潮，何以在明末清初的话语世界中却常与明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前后评价呈现的巨大反差，是否仅出于文学观念的变迁？诸如此类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明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明代诗歌演进的轨迹来看，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展开，包含了不同时期诗人对各自时代文学思潮所作的当下思考，诗学观念的变迁建构了不同时代的诗学性格；同一诗学概念的提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文学文化背景，包蕴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前七子”与“后七子”核心复古主张的契合，一方面是出于文学观念的前后承继，师法前人以开创新的文学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二者所处文学环境（即“前七子”之前的成化、弘治文坛和“后七子”之前的正德后期、嘉靖前期文坛）存在某种相似之处，是他们选择同一理论体系的内在原因。由此出发，文学研究须切入历史的具体形态，在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事件，把握文学进程。对于资料丰富的明清文学，这一研究理念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的必要性，《复斋漫录》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不无借鉴意义：
《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云：“渊明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诗，有以甲子题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宁有晋未禅宋，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余观《南史》渊明传，亦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来矣。①
《复斋漫录》所论尽管只是事实的考辨，却为具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对作品立意、作家品格的把握，涉及的不仅是艺术分析问题，其中包含了对作家的生活时代、处世理念和政治立场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察。换句话说，对于文学创作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文学展开情境的把握，惟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文学进程，论析文学现象，方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清人章学诚以史家眼光，立足历史研究的普遍原则，强调以“统同年谱”的方法展开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鄙意欲仿唐、宋诗文别集各著年谱之义，将入选之诗，作一统同年谱。取汉讫明凡二千年，横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号系之。其入选诗人生卒年月有可考者，附于其下；无可考者，取其姓名见于史鉴何年，或其诗题、诗序有年月者，附于谱文；再取其年时事，裁取大纲，约略为辞，以列于格，可与诸家之诗互相印证，不特为诗家证明义旨，亦兼可为史传正其流讹，为功艺林，亦自不鲜。②
章学诚所说的“统同年谱”，与后人所谓的文学编年史颇为类似。在他看来，以系年方式综括诗人、诗作的“统同年谱”在“为诗家证明义旨”和“为史传正其流讹”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此，陈寅恪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对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重要意义：“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就文学史研究而言，这一方法涉及的不仅是“知人论世”的理念，具体而言，是要求文学史研究须在准确把握作家生活时代、作品创作年代、作家相互间交往唱和等历史状貌的基础上展开，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分析和解读，须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境。进一步说，作家在文学史发展中并非孤立的个体，一方面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创造和改变着时代风气。具体历史情境的建构，正是以描述文学演进的轨迹为基本依据和立足点的。
在明诗研究中，钱谦益是个关键人物。他研究明诗，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通过梳理第一手材料，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把握诗人诗作。《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涍”条云：
自王元美《艺苑卮言》记吴中盛事，谓太原兄弟并擅菁华，汝南父子嗣振骚雅，至今海内流为美谭。而中表因依，研席应求，文章问学，风气密移，非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未能或知也。余故详著之，以表微焉。④
诗坛风会流衍变迁，在时间之流中，那些引领时代风尚的诗人诚然应为诗史所铭记，而那些身处时代风尚之外高标独立的诗人同样不应被历史所遗忘。钱谦益在明诗研究中对皇甫涍、黄省曾这类作家予以详著而表微，固然是要借以批评李梦阳、李攀龙等复古诗人，但他提出的“非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未能或知”的见解，却对后人研究诗史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有在深入考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体贴、观照研究对象，把握明诗发展的脉络，才能正确理解明诗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
本文拟通过对“李、何之争”进行厘析，说明进入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对于理解具体文学事件的典范意义。
二
因为发生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两位重要领袖之间，“李、何之争”从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对于二人论争的解读，大致存在两种认识：
（一）文坛权力下移之后，李、何二人为争夺文坛盟主而走向对立。明代以来的论者多持此种看法。如汪道昆云：“人言李、何故相欢，卒以名高为敌国。”⑤王世贞云：“何仲默与李献吉交谊良厚，李为逆瑾所恶，仲默上书李长沙相救之，又画策令康修撰居间，乃免。以后论文相掊击，遂致小间。盖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渐不能平耳。”⑥即便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可能为了名利而倒戈相向。李、何二人早年一起共倡复古，一起与刘瑾集团作斗争，关系颇为密切，后来却变得疏远。二人关系转变发生在何时？其中原因何在？不排除为争夺文坛盟主的可能。
（二）李、何二人发生论争，缘于文学观念的分歧。在王世贞看来，才性差异造成文学观念的分歧，是二人发生论争的重要原因：“仲默才秀于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义取师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调而无累句。诗体翩翩，俱在雁行。”⑦李、何二人尽管都提倡复古，但在创作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复古运动的深入，他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所谓因论文而“遂致小间”，确有其事。李梦阳、何景明二人文集中，保存了二人反复论难的书信。其间语气，显得不那么平和。由文学观念之争而引发意气之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常有之事。对此，胡应麟的解释是：何景明之所以提出“舍筏”之说，对复古理论予以修正，原因在于李梦阳“多拟则前人陈句”，模拟之弊多于式则之功。何景明所要舍弃的，并非“前七子”作诗的基本规范，而是李梦阳诗文理论、创作中的“刍狗糟粕”⑧。胡应麟的辩护，与后来袁中道所谓“中郎已不忍世之害历下也，而力变之，为历下功臣”⑨之意相近，完善“前七子”复古理论使之更趋合理，是何景明与李梦阳反复论难的根本原因。
《明史·文苑传》综合以上两种看法，概述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⑩这大体承袭了王世贞的看法。类似观点，在今人研究中颇为普遍(11)。
就对事件本身的认识而言，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立足于整个明诗发展进程来理解，类似解读显然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李、何之争”是在何种背景下发生的？二人的论争，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整个明诗进程来看，二人之间的这一论争，对于“后七子”尤其是王世贞在复古理论的建构方面是否有借鉴意义？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李、何二人文学观念的差异，更与诗坛风尚的变迁和明代中后期诗史的演进有着密切联系。李、何二人关于复古核心理论的争论，是在诗坛复古风尚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这一发生在复古阵营内部的争论，又无形中加速了诗坛风尚迁移的进度，导致了正德后期至嘉靖前期诗坛“非复古”和“反复古”思潮的兴起(12)。
“前七子”提倡复古，于古诗推尊汉、魏，律诗推尊盛唐，六朝、初唐诗歌不在其学习范围之内。杨慎曾对何景明不读六朝、初唐诗歌提出批评：
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13)
薛君采即薛蕙，他与何景明相识，在武宗正德八、九年(1513-1514)间。正德八年，薛蕙由亳州往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前往拜谒时任中书舍人的何景明，二人由此结交。薛蕙正德九年考中进士后旋即回乡，直到翌年十月才由亳州返回京城，出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四年后，何景明由吏部员外郎出任陕西提学副使，此后再也没有回京。正德十六年(1521)，何景明病重辞归，抵家六日即去世，年仅39岁。据此，何景明与杨慎、薛蕙等人相与论诗，当在正德十一年(1516)至正德十三年(1518)间。他那首著名的七言歌行《明月篇》以及篇首的短序，即写于与杨、薛等人论诗之后。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将杜诗置于《诗经》以至唐初的诗学背景中重新予以审视：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暇日为此篇，意调若仿佛四子，而才质猥弱，思致庸陋，故摛词芜紊，无复统饬。(14)
正德三年以后，“前七子”成员由于政治原因而各处异地，何景明虽然在中书舍人任上“九年不调”，却始终在京为官。正德六年，杨慎考中进士，徐祯卿在这一年因病去世；正德九年，薛蕙登进士第。此时复古思潮虽仍是诗坛主流，但事实上只有何景明一人身在京师，而李梦阳、康海、王九思都远处陕西、江西、河南等地。何景明与杨慎、薛蕙等人相与论诗，所接触的自然与当年和李梦阳、康海等人一起砥砺复古时不同。在论诗过程中，何景明曾因为不读宋诗而受到杨慎的讪笑(15)。杨慎通过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倡言专读盛唐以前诗表示不满，以此部分否定复古理论的合理性。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何景明关注六朝、初唐甚至宋诗，也是情理中的事。其间情势，即所谓“各相为偶，其声自有不得不同者”。与杨慎、薛蕙等人的交游，是何景明扩大阅读范围进而调整复古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升庵诗话》卷一○记述了杨慎、何景明、薛蕙等关于唐人七律排行的一次讨论，可以作为何景明复古主张发生转变的又一佐证。此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以崔颢《黄鹤楼》还是以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作《古意》，又作《独不见》）作为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
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一首为第一。二诗未易优劣。或以问予，予曰：“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以画家法论之，沈诗披麻皴，崔诗大斧劈皴也。”(16)
沈佺期(650-713)，字云卿，相州内黄人，是初唐重要的宫廷诗人之一。严羽论诗宗盛唐，七律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前七子”论诗，七律以盛唐为宗，与严羽一致。何景明早年论诗，七律也以盛唐为准的，后来发生转变，转而以初唐为宗。作为典型的初唐诗人，沈诗风格与盛唐主体诗风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胡应麟论及此诗，认为：“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故体裁明密，声调高华，而神情兴会，缛而未畅。‘卢家少妇’，体格丰神，良称独步，惜颔颇偏枯，结非本色。”(17)胡应麟所谓“本色”，当是指“调高格正”的盛唐诗而言(18)。何景明前后宗尚的转变，通过唐人七律评选反映得十分明确。
站在复古立场，李梦阳以盛唐诗、杜诗为取法对象，才是复古的正途，而何景明改以沈诗为七律范型，显然已偏离了复古的轨道。鉴于此，王世贞对何景明以沈诗为唐人七律第一的看法提出异议：
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19)
贬低沈诗，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何景明转变以后诗学理论的合理性。而即便对于杜诗，在王世贞看来，也有不尽合于复古理论的地方，“结亦微弱”、“斤两不足”、“惜多平调”等批评背后，显示出复古派在七律风调方面以“雄放峻急”、“豪劲峭拔”为正体的诗学取向。何景明伴随唐诗观的改变而对复古理论所作的调整，是在和杨慎、薛蕙等人交往中通过阅读范围的扩大完成的。因此，他在给李梦阳的信中，才会提出与复古派正统观念不同的取法策略。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对杜诗所作的重新审视。正因如此，何景明受到了王世贞的批评。
关于何景明诗学观念的前后变化，许学夷(1563-1633)用何景明不同作品中文学主张的差异予以说明：
仲默《海叟集序》云：“景明自为举子，历宦十年，日觉所学非是。李、杜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二家，旁及初、盛，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虽迄今一未有得，而执以自信，弗敢有夺。”愚按：此论虽于李、杜古诗有不相契，然与前“舍筏”之说及所云“子美歌行不及初唐”意甚相反。盖此言“自为举子，历宦十年”，乃三十以后言，而前所云则三十以前见也。(20)
许学夷虽然准确区分了《海叟集序》和《与李空同论诗书》、《明月篇序》所体现诗学观念的差异，却弄错了二者时间的先后。根据陆深和李梦阳的记载，何景明与陆、李二人一道编选袁凯诗集在前，撰写《明月篇》及与李梦阳往复论诗在后(21)。对于何景明诗学观念的变化，许氏由于在确定相关书、序撰写时间的先后方面发生了误差，因此做出了前后倒置的判断。这一误判的发生，同时也与许氏自身论诗以复古为宗不无关系。在许氏看来，何景明作为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诗学路径应该和他所拟定的转变是一致的。然而，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以上将“李、何之争”置于正德末年的历史情境中予以观照，使我们对于“前七子”内部发生的这次争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李、何之争”产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复古阵营内部，在整个诗坛复古思潮逐渐弱化的背景下，何景明诗学观念发生的变化，启示着一种新的诗学思潮的兴起；二人由论诗而演变成意气之争，预示了“前七子”复古运动迅速消歇的命运。“后七子”恢复一度中断的文学复古运动，既是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嘉靖前期反复古文学思潮的反拨。
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李、何之争”这一文学现象，意在说明：研究者对明代诗史的理解，须在其展开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完成。笔者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只是明诗研究的开始，具体的研究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却并非确立研究方法就可以完成。明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有待后继者的不断努力。
注释：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仓修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⑤徐中行：《青萝馆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⑥⑦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6页，第1045页。
⑧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阮集之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页。
⑩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0页。
(11)参见饶龙隼《李何论衡》，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2)具体论述，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中有详细展开。此处限于篇幅，不另作阐释。
(13)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萤诗”条，《历代诗话续编》本，第901-902页。
(14)何景明：《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一四，《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版。
(15)如《升庵诗话》卷一二“莲花诗”条云：“张文潜《莲花》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杜衍《雨中荷花》诗：‘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此二诗绝妙。又刘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善意嘲弄背后，显示了杨慎与何景明等人不同的阅读趣味和文学观念。
(16)杨慎：《升庵诗话》卷一○“黄鹤楼诗”条，《历代诗话续编》本，第834页。
(1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18)如他论李攀龙云：“‘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少陵句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句也。‘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李颀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青莲句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祖咏句也。‘千门柳色连青琐，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岑参句也。凡于鳞七言律，大率本此数联。今人但见‘黄金’、‘紫气’、‘青山’、‘万里’，则以‘于鳞体’，不熟唐诗故耳。中间李颀四首，尤是济南篇法所自。”（《诗薮》续编卷二）在气象上，复古派的代表作品与初唐诗有明显不同，他们所认可的律诗，是以杜诗等为代表的盛唐诗作。
(19)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008页。
(20)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21)陆深《俨山集》卷二五《诗话》云：“袁御史海叟能诗，国朝以来未见其比，有《海叟集》。予为编修时，尝与李献吉梦阳、何仲默景明校选其集，孙世祺继芳刻在湖广。”李梦阳《海叟集序》云：“翰林陆吉士子渊，叟同郡人，间道前事，令人侃侃生气，夫斯亦足以传矣，而况于诗乎？叟名行既晦，集亦罕存，子渊购得刻本于京师士人家。”（《海叟集》卷首）陆深(1477-544)，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由上述记载看来，何景明、李梦阳、陆深三人对袁凯诗集发生兴趣是在弘治十八年、正德元年间，《海叟集》卷首陆深所作题识，即署正德元年。何景明在序中说“自为举子，历宦十年”，他考中举人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进士在弘治十五年(1502)。而根据前面考论，何景明写作《明月篇》在正德十一年(1516)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