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诗人张羽《静居集》版本考辨

杨铸

由元入明的诗文家张羽，字来仪，号静居，祖籍浔阳，寓居吴兴。其诗在当时即负盛名，与高启、杨基、徐贲并称“吴中四士”、“明初四家”，论者或方之以初唐王、杨、卢、骆“四杰”。

张羽的诗集《静居集》，目前能够见到的版本中，年代最早也最为重要的，当属明代弘治四年（1491）刊行的六卷本。这一版本由张习编辑刊刻，与刊刻于成化十三年（1477）的高启《槎轩集》十卷，刊刻于成化二十一年的杨基《眉庵集》十二卷、补遗一卷，刊刻于成化二十三年的徐贲《北郭集》十卷，并称“明初四家诗”。全书厘为六卷，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书前有弘治元年左赞序。卷一为“五言古体”，卷二为“乐府歌行”，卷三为“七言古体长短句”，卷四为“五言律”、“五言排律”，卷五为“七言律”，卷六为“五言绝句”、“六言律绝”、“七言绝句”。六卷共收各体诗歌七百六十首左右。书后“附录”童冀《太常司丞张来仪墓铭》及吕勉《静居先生挽诗》，并有张习本人的《静居集后志》一篇。

一百余年后，又有陈邦瞻、汪汝淳重编，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明初四家诗”本（陈邦瞻、汪汝淳所刻“明初四家诗”，是依成化、弘治年间张习“明初四家诗”重编，收《重刻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重刻杨孟载眉庵集》十二卷补遗一卷、《重刻张来仪静居集》四卷、《重刻徐幼文北郭集》六卷，共四十一卷），这一刊本其实是对弘治刊本的翻刻，所收诗作数量及次序基本与六卷本相同，只是将六卷均分为四卷。卷一收“五言古体”，卷二收“五言古体”、“乐府歌行”，卷三收“七言古体”、“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卷四收“七言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律”、“七言绝句”。另有吴兴张睿卿写于“万历癸卯”的序文一篇。版式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由于所据的刻本已有漫漶缺失之处，其版本价值自然要略逊一筹。民国初年胡思敬汇编《豫章丛书》，所收《静居集》依据的即是万历四卷本，连行款都保持旧式，仅做了少量的增益和校勘。不过，书后增加了一卷“补遗”，录补出《怀友诗》二十三首。可以说，万历四卷本和《豫章丛书》四卷本的《静居集》，都是由弘治六卷本派生出来的。

至于清代《四库全书》据浙江巡抚采进本收录的《静居集》，亦为四卷，但属于另一个不同系统。其卷一“五言古诗”，卷二“七言古风乐府歌行长短句”，卷三“五言律诗”、“七言律 诗”、“五言排律”，卷四“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共载各体诗歌四百余首，存诗数量只有上述版本的一半多一些。

弘治本《静居集》传世稀少，故极受藏书家重视。傅增湘曾与成化刊本的《眉庵集》、《北郭集》，“同获于沪肆”。在《明本静居集跋》中，傅增湘称:“曾取《豫章》新雕本对勘一过，是正极多。”并感叹道:“明人刻书，往往师心自用，不顾义例，勇于改编。此集之变易旧式，实始于陈邦瞻之覆刻。迨张本传世既稀，后人遂不知原编之为六卷，良足慨矣。” （见《藏园群书题记》卷五）

诚然，弘治本是《静居集》已知的最早刊本，其版本价值确实不可低估，它不仅是万历四卷本的祖本，收诗数量又远多于《四库全书》本。但是，包括傅增湘在内的一些学者，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却忽略了弘治六卷本《静居集》的一个重要缺陷，即混入甚至整卷编入了大量并非张羽所作的诗篇。

四库馆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四库全书总目》的元代释英《白云集》提要中提到:“其赠赵孟若七言律诗，亦见张羽《静居集》中。然附载赵孟若和诗，而（《白云集》）卷端又有孟若序，则二人倡和，于事理为近。张集盖偶尔误收。”在《四库全书》三卷本《白云集》卷一《奉赠赵似之架阁》的诗题下，又有一小注:“张羽《静居集》亦载此诗，而无赵孟若和诗。”然而，《四库全书》收入的张羽《静居集》四卷之中，却并无《奉赠赵似之架阁》一诗。倒是未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见于其“存目”的弘治刊刻的六卷本《静居集》卷五，有《赠赵似之架阁》诗，除个别文字外，全同于《白云集》所载。四库馆臣一再提到的《静居集》，依据的居然不是《四库全书》收入的《静居集》四卷，而是弘治刊本或万历刊本。

接下来的问题是，弘治刊刻的六卷本《静居集》是否仅仅“偶尔误收”了这一首释英《白云集》中的诗作?

释英，字实存，号白云，俗姓厉。钱塘人。是宋元之际的诗僧，与家铉翁、牟、高克恭等人均有唱和往还，有《白云集》传世。赵孟在为《白云集》所写的序中，有《白云集》存诗“凡一百五十首”之说，然而，目前中国国内公私所藏的《白云集》，无论抄本或刻本，却都是只有三卷，存释英诗一百零一首。与赵孟《白云集序》所说的数字相差几近三分之一。幸而《白云集》问世不久，即流传到日本，并曾被数次翻刻。和刻本《白云集》分四卷，共存释英诗作一百四十七首，“一百五十首”是举其成数。所以，想了解释英《白云集》原貌，只能借助于和刻本《白云集》四卷。

进而，笔者取日本应安七年（相当于中国的明洪武七年，即公元1374年）由中国东渡工匠俞良甫刊刻的《白云集》四卷（和刻《白云集》的这一版本，仅有一部孤本存世，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与张习所刻弘治六卷本《静居集》相对照，竟有惊人的发现:《静居集》的各体诗作当中，已见于《白云集》者，居然多达一百四十四首。其中释英的诗有一百四十一首，另有三首乃是《白云集》附录的他人诗作。这几乎是将《白云集》整个包容在《静居集》之中。

《白云集》中的诗歌，就内容和时代而言，明显属于释英，而与张羽不副。首先，集中大量诗作都流露着出世的意识，富于禅趣，无疑出自僧人手笔。其次，集中赠答唱和的对象，均为宋末元初时人。如卷一有《夜坐读珦师潜山诗集》，而《潜山诗集》的作者文珦，乃宋末诗僧（这一点四库馆臣在为《白云集》撰写的“提要”中已经提到）;卷二有《山中答高彦敬郎中》，卷三有《奉赠李仲宾侍郎》，而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35—1281）去世时，张羽还未出生。此外，和刻本《白云集》刊行的明洪武七年，张羽尚且在世。因此可以断言，完全不存在《白云集》抄袭张羽的可能性。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即明弘治时人张习在编辑六卷本《静居集》时，几乎把整部的释英《白云集》都抄了进去。

经考证，弘治六卷本《静居集》误收《白云集》中释英诗作具体分布如下:

卷一“五言古体”，误收《白云集》诗一首，即《观李仲宾侍郎墨竹》。

卷二“乐府歌行”，误收《白云集》诗三首，即《陌上花》、《凤兮吟》、《公无渡河》。 卷三“七言古体长短句”，误收《白云集》诗二首，即《奉赠李仲宾侍郎》、《游邹县峄山》。

卷四“五言律”，误收《白云集》中的诗多达七十五首。因为篇目太多，以下不一一举出误收诗题。然而，一旦分辨清楚这样多的五言律诗其实是误收元人之作，无疑会影响对张羽以及明初诗坛风格的评价。

卷五“七言律”，误收《白云集》诗十五首。

卷六“五言绝句”，误收《白云集》诗十七首。

与《白云集》比勘，《静居集》中误收的这一百四十四首诗，文字或诗题偶有出入，但都属于《白云集》原有。

弘治六卷本《静居集》，还误收了三首释英《白云集》附录的其他元初诗人与释英的唱和之作。这三首诗均载于《静居集》卷四，其一题为《山阴王商翁》，此诗见《白云集》“题赠附录”，乃“山阴王商翁泌”题释英《白云集》之作;其二为《别英上人》，此诗见《白云集》卷二，乃集中所附“古汴赵春冽孟若”与释英唱和之作;其三为《古涪文本心》，此诗见《白云集》“题赠附录”，乃“古涪文本心及翁”题释英《白云集》之作。第一首、第三首诗的题目，其实只是释英友人的名字。

理清了张羽与释英的重出诗问题，除解决了一种重要明人诗集的版本真伪等问题，进而有助于确认:明初的两浙诗坛（特别是吴中诗坛）明显受到元末的“铁崖体”影响;长于古体诗、乐府歌行，是“明初四家”（“吴中四士”）的群体特点。以往曾认为张羽不以五七言律诗见长，清初诗论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则说，张羽“歌行雄放”，“近体亦非所长”。而《静居集》六卷之中却以五言律诗最重要。如果弘治六卷本真是张羽诗的主要善本，上述见解就理应受到质疑。

有证据表明，朱彝尊所见的《静居集》仍然是弘治六卷本系统的。就目前所知，只有《四库全书》的《静居集》四卷与弘治六卷本不是同一系统。以上我们已经说明，四库馆臣在编录《四库全书》时，是见过弘治六卷本的。这样说来，不能排除四库底本就是张习编刊六卷本时曾经经眼又放弃的“吴中抄本”。

古人的诗文集，多为身后编辑，因此集中混入个别他人作品的事，是时常可以遇到的。不过，像明弘治刊六卷本《静居集》这样，将他人诗集几乎全部囊括，则实属罕见。

张习于明代成化弘治间，历时十余年，陆续编辑刊刻“明初四家”的诗集，态度相当认真。《静居集》收入了大量释英诗作，或许是一时不慎所致。张习《静居集后志》称:“吴中抄本所谓《静居集》者，什惟二三。生自幼抵老，求之靡得其全。不免文梓垂毕，又得吴兴本较之，虽曰加倍，犹未完备，亦并刊入。”可能是张习在《静居集》即将刊刻之前，又得到了“吴兴本”，于是将“吴兴本”未见于“吴中抄本”的部分添加了进去。据此可知，正是这种“求全”的心态，使得他在尽可能扩展内容时未及考释明白，就匆匆汇而成帙。结果不但使《静居集》六卷成了一种“伪书”，也影响了诗论家对张羽的实际评价。

总之，弘治六卷本《静居集》中至少有一百四十四首诗作属于误收，是确定无疑的。至于除此之外集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误收情况，特别是“明初四家诗”的其他几种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则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收稿日期:2004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