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

贺中复

    本文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学温李、效贾姚者，从而代表了此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以后唐灭亡、南唐开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五代十国诗歌前期承唐、后期启宋的过渡性质。由此展开的关于五代十国诗歌流变的考察，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宋初诗歌的个性特征并深入认识宋初诗坛的诸多现象。

    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然而学术界一贯注重唐、宋诗的比较研究，对于这一带有转折性质的过渡时期的诗歌总体状况，至今尚未有过专文研讨，这无疑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小的缺憾。本文限于篇幅，拟仅就这一时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宗白诗风试做初步探讨，以期有补空缺并引起研究者对此期诗歌的关注。

一

    五代后周人陶谷在其《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指出：“世称白傅文行”，“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如若沿着晚唐温李、贾姚、元白三派通往宋初昆体、晚唐体、白体这三条主要线索考察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流变，确实不难察觉：此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与影响都超过学温李、效贾姚者，诗坛也因此呈现出百鸟朝凤、百川赴海的局面。

    五代人学温庭筠、李商隐为诗已在侧重学温，并由重温之乐府逐步转向重其清俊淡远的律诗(参见《旧唐书》温、李及唐彦谦诸传)。尽管“以致相夸”的温、李诗依然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五代诗人的创作，而终五代一世，并没有产生出堪称温、李后劲的艳体诗人，更无从形成追风温、李的诗歌流派。相比之下，此期追踪贾岛、姚合的一派虽诗人较多，实力较大，其诗风较之晚唐也有显著新变，但诗人的穷居山寺僻壤、远离政治斗争和诗作的取径褊狭、单调贫弱，又终不能使其成就为五代诗歌的主流(详另文)。从多方面看，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主要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都涌现出规模不一的创作群体，集中体现着五代诗人群体性特征；五代时白居易的诗文集东林抄本在吴与荆南诸国流传，影响深广，帝王诵白诗以诮臣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以“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为“刺”的现象(陶谷：《清异录》)；白诗为选家推重，后蜀韦编《才调集》就以白居易长篇排律6首和《秦中吟》10篇冠首，而就刻版印刷初兴时蜀中即开印宗白名家贯休《禅月集》及《白氏六贴》，亦可得知五代宗白之风的盛行。尤其是此期宗白诗人以据有一定政治地位、文学主张明确、创作活跃而具有较大凝聚力、感召力。唐彦谦(学温李为诗)之孙陶谷、名僧齐己(属贾姚派)论诗都渐重白居易，无论就唐末原学温效李的韩、罗隐后来都转向学杜宗白而言，还是从五代贾姚一派由重贾转重姚再向宗白趋近的演进轨迹来看，宗白诗风在五代起着主导作用，集中体现着一代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和转折特征是肯定无疑的。

    五代诗人的“宗白”，当然不排除取法元稹，不过自唐末始，“元、白两不相下”的状况确实发生了承唐启宋的新变化，即白居易在诗界的地位已明显地高出元稹而独居一派鳌头。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奉白为“广大教化主”，而元仅得“入室”；五代人所撰笔记《唐摭言》等每每称扬白居易的人格诗品，而以艳诗见长的元稹已很少为人单独言及。官修《旧唐书》之《元白传论》虽把元、白一并推为元和时期的诗坛盟主，但传文中所肯定元稹的是他与白氏间的往还赠答诗和入乐歌诗，不仅对元的褒奖远不及白全面而突出，如据“宫中呼为元才子”之类的记述，史家于元还不无微辞，因此《传论》又强调指明：“就文观行，居易为优”。唐末五代在对待元、白上的这一新变表明，此期尊白之风的兴起是晚唐李戡、杜牧诸人斥元、白诗“纤艳不逞”、“淫言 语”(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之后，诗界对元、白人格诗品认真审视权衡的必然反应(参见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是唐末重教化、反轻艳文学思潮兴起后在学元、白上的具体体现，即“学淫靡于元稹”受到抑制，“学浅切于白居易”得以倡扬。

    经唐代诗歌极盛之后，诗苑中仅通俗一体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宗白诗风之所以终五代十国而不衰，愈演愈烈，更重要的原因之一恰是白诗之“俗”与此期诗歌取向之“俗”的拍合。五代俗文化的全面空前兴盛，致使诗歌的通俗化流向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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