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应物诗的盛唐情结
陈 妍
作为大历时期自成一家的著名诗人，韦应物其人其诗都给后世文坛留下了丰富的话题和探讨的空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人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对作家作品影响的直接结果便是作品中反映出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心理。韦应物生逢盛唐太平盛世，历经中唐安史叛乱，富庶风流的时光与时代盛衰的经历相互交织，节同时异的忧伤与物是人非的失落时相碰撞，其作品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往往带有一种盛唐心理与中唐环境格格不入的矛盾色彩。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一书中，称韦应物“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并认为大历时期能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的诗人，只有韦应物。本文认为，在时代巨变导致社会心理普遍黯然向下的萧索现实中，韦应物以一种看似平心静气的独特方式记录时代图景，抒发盛世悲音，成为盛唐气象不绝如缕的余响。
一、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之作——盛唐浪漫主义诗风的直接再现
生活环境对诗人的成长及创作影响至深，只有盛唐的环境才能孕育出那些神采飞扬、雄心万丈的天才诗人，孕育出代表时代气息和文化心理的雄奇瑰丽、体大思精的不朽作品。能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之中，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如果有机会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那么一生中剩余的岁月，注定将要在对这种流风余韵的无穷无尽的思念与忧伤中度过。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生长于盛唐末梢的韦应物，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
韦应物出身名门，曾祖韦待价曾为武后朝宰相，祖父韦令仪曾做过宗正少卿和梁州都督，父亲韦銮、伯父韦鉴、伯子韦鸥，均以善画名世，见录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应物是一个幸运儿。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韦应物19岁。时代的风云际会丰富了诗人的内心感受，近二十载盛唐环境中的狂放生活，在诗人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近二十年是韦应物人生中的黄金岁月，诗人有机会置身最顶层亲眼目睹盛唐的内况外景、诗酒风流，且完全陶醉于这种氛围。751年(天宝十载)，韦应物15岁，便袭门资恩荫，得以进入宫廷，做了玄宗的近侍三卫郎。在轮番宿卫之余，入太学附读。那时的韦应物荒唐少礼，恃宠骄纵，一方面体现了少年得志的自满与无知，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时代风流的真实景况。在其《逢杨开府》一诗中，诗人半是坦白半是悔过道：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
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
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宋刘辰翁在评价这首诗前四句时这样说道：“缕缕如不自惜，写的侠气动荡，见者偏怜。”盛唐文化的代表诗仙太白亦写过类似的句子：“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和韦应物一样的狂放不羁。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在盛唐时代风流的氛围中，那些“立在殿头射飞禽”(王建《羽林行》)的猖狂少年郎给人的感觉绝不同于汉代街头调戏酒肆少女的“金吾子”。正如刘辰翁所言之见者偏怜，由于张扬了个性的自由，敢破敢立，所以尽管是斑斑劣迹，但读者还是容易给身处那种张扬环境下的少年郎韦应物以爱怜式的责备。可以说，正是盛唐强音下的时代氛围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表露盛唐气象的文人士子，社会成就了他们，他们反过来以极度自我的气魄与积极人世的精神点燃了舒张个性的人生理想明灯。在韦应物的第一首作品《骊山行》中，就已表露出刻骨铭心的盛唐情结。而那盛世的辉煌在诗人心中已升华为“云霞草木相辉光”的仙境：
君不见开元至化垂衣裳，厌坐明堂朝万方。
访道灵山降圣祖，沐浴华池集百祥。千乘万骑
被原野，云霞草木相辉光。禁仗围山晓霜切，离
宫积翠夜漏长。玉阶寂历朝无事，碧树葳蕤寒
更芳。三清小鸟传仙语，九华真人奉琼浆。下
元昧爽漏恒秩，登山朝礼玄元室。翠华稍隐天
半云，丹阁光明海中日。羽旗旄节憩瑶台，清丝
妙管从空来。万井九衢皆仰望，彩云白鹤方徘
徊。
韦应物的“放荡”生活其实是一种较少拘束的人生，只有盛唐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政治才会给她的子民们以诗意地表现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当唐诗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韦应物现存诗歌约五百六十余首，其中那些追忆少年豪纵生活、讴歌太平盛世的作品，一方面透露出诗人雄放不羁的豪迈个性，同时亦显然带有明朗刚健的盛唐余韵，如前举《逢杨开府》、《骊山行》，其他如《燕李录事》、《温泉行》等。在韦应物的某些送行寄赠作品中，往往也洋溢着昂扬的意气和建功立业的慷慨激越之情，试举例如下：
寇贼起东山，英俊方未闲。闻君新应募，籍
籍动京关。出身文翰场，高步不可攀。青袍未
及解，白羽插腰间。昔为琼树枝，今有风霜颜。
秋郊细柳道，走马一夕还。丈夫当为国，破敌如
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
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驱鸡尝理邑，走
马却从戎。白刃千夫辟，黄金四海同。嫖姚恩
顾下，诸将指挥中。别路怜芳草，归心伴塞鸿。
邺城新骑满，魏帝旧台空。望阙应怀恋，遭时贵
立功。万方如已静，何处欲输忠。
可以说，通过诗歌表达建功立业的昂扬斗志和开朗意气普遍存在于盛唐文士的各类作品中，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韦应物也属于这意气风发中的一员。韦氏这类立意鲜明，风骨俊朗，昂扬雄浑的诗作是明显的盛唐诗，从诗人的创作心态到诗歌的承载内容及表现形式，都是盛唐的气度，因而表现出来的也是盛唐的气象。如果把唐代诗歌创作比作连绵的群山，盛唐时期无疑是充满无限风光的巅峰，韦应物也是这无限风光的创造者。
二、兴讽、治道之作——上承盛唐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从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乱离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安史之乱后，当年的“里中横”失去了靠山，变成了“憔悴被人欺”(《逢杨开府》)的可怜虫，剧烈的反差使他从昏昏噩噩的精神状态中惊醒，转而折节读书，获得了个人精神上的新生。置身中唐的愁云惨雾之中，韦应物惑于现状之凄凉，时生挂冠之念，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主体精神消沉、颓唐，而是秉承盛唐文人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主流思绪，以满 腔的热情和积极的投入去践诺自己的梦想。悉心体味大历诗坛诸诗人及其作品，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韦应物并不属于那个圈子，他是一个卓异的特立，独步当时。在国家危难之时，韦应物毅然决然奔赴洛阳，就任洛阳县丞。在任期间，韦应物克尽厥职，对东都的恢复作了很大的努力。面对劫后残败不堪的洛阳城，他“周览思自奋”(《同德寺阁集眺》)，“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终于使“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登高望洛城作》)的东都渐渐恢复了生机。
韦应物有过侍卫皇帝的亲身经历，有过华靡奢侈的生命岁月，因此在大乱过后，目睹了民生艰虞，诗人开始对“欢娱已极人事变”(《骊山行》)的现实进行反思。在《金谷园歌》、《长安道》、《贵游行》等诗作中，他严厉斥责统治者的淫糜生活，以《金谷园歌》为例：
当时豪右争骄侈，锦为步障四十里。东风
吹花雪满川，紫气凝阁朝景妍。洛阳陌上人回
首，丝竹飘飖入青天。晋武平吴恣欢燕，余风靡
靡朝廷变。……祸端一发埋恨长，百草无情春
自绿。
诗中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当时统治者的有力讽刺与深刻揭露。尽管韦应物还缺乏前贤李杜、高岑甚至王孟那样高华雄浑、恢宏壮阔的大作，这部分是由于客观上已经不具备那种环境，但注目于那些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生活的诗作，却无疑是在盛唐文化心理影响下，诗人人世热情和济世思想的强烈再现。《鸢夺巢》一诗托讽深远，并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
野鹊野鹊巢林梢，鸱鸢恃力夺鹊巢。吞鹊
之肝啄鹊脑，窃食偷居还自保。凤凰五色百鸟
尊，知鸢为害何不言。霜鹯野鹞得残肉，同啄膻
腥不肯逐。可怜百鸟纷纵横，虽有深林何处
宿。
反思历史以警醒人事，尽管韦应物以诗作讽可能于事无补，但在儒家入世热情和济世理想的影响下，这些以乐府旧题和七言歌行体写作的作品，反映面却很广，对上层统治者及贪官污吏揭露深刻，鞭挞有力，表现出诗人对国家衰败政局的深深忧虑和思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这些作品的写作完全是以一副盛唐士人积极进取的心理完成的，也就是说，诗人心中一直以兴复盛世为己任。这种潜意识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与诗人无限眷恋开元、天宝盛世的怀旧思潮是合拍的。客观上来讲，这既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安史之乱后士大夫悲哀心理的写照。白居易对韦应物这些现实主义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白居易《与元九书》)。
有唐一代，以“悯农自愧”为主题的诗作自是不少，从高适的《封丘作》到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元结的《舂陵行》；从李绅的《悯农》到柳宗元的《田家》；从张籍的《野老歌》到白居易的《卖炭翁》、《杜陵叟》；从皮日休的《橡媪叹》到聂夷中的《伤田家》等等，其中的深情厚意一脉相承，可以说韦应物的悯农诗作和其前辈后生一样，承传了一种诗歌思想。除灾难深重的农民而外，韦应物博爱的胸怀也充满对其他劳动者的同情，在《采玉行》中，诗人写道：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
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
此诗写得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抓住了采玉工人的典型生活、工作环境，运用侧面烘托的艺术手法，结尾哀韵绵绵，凄婉欲绝，具有较强的艺术力量。此诗为李贺《老夫采玉行》所借鉴。再如《夏冰歌》前半篇以较多的篇幅铺叙了权贵在“朱明赫赫之炎辰”对“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之冰块的享受，篇末以“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的诗句进行对比，深刻揭示权贵的享乐是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基础之上的，表现了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又如《杂体》五首之三：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
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
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
苦。
《诗比兴笺》卷三评此诗曰：“悯民力，思节俭也。”全诗采用对比手法，将“寒夜女”“指历千万绪”的百日辛劳和贵豪家“唯将一朝舞”的奢靡浪费作了极其鲜明的映照，最后卒章显志，点明此诗主旨。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杰作《缭绫》，从取材到表现手法，跟韦诗何其相似。刘熙载云：“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中盛唐之交，刚正淳厚的韦应物，在做地方官员时，了解了民间疾苦、诸多社会弊端，在杜甫和白居易之间，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与同时代的诗人悲苦无依，怨艾彷徨相比，反映了更多的时代转折的苦难声息。
三、内敛、婉曲的盛世轻吟
特殊情境下韦诗思想意识的复杂性从侧面流露出其深埋心底的盛唐情结。韦应物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意识的复杂性，正是诗人主体意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真实写照。历史之舟已驶向远方，诗人仍徘徊于杨柳岸边，眺望那轮明月，思念那座城市，沉湎那份诗情。诗人的执着就像寓言《刻舟求剑》中的那位坠剑者，他心目中的盛唐之剑仍高悬在历史的天空，而人总是要随波逐流。在历史隆隆的车轮声中，人永远是一只憔悴不堪、尘灰满面的轮辐，沿途有许多景致，但注定随即会被抛到身后。流光倏忽而过，人已在清风中飞扬。
安史之乱、仕途蹭蹬、爱妻病逝，韦应物对世事无常的体认倍加真切，人生如寄的时空虚无感导致了其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自我的观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表现社会沧桑、人生巨变、荣华易逝、友情珍贵等为主题的诗作浸透了作者的迷惘与哀愁，如《淮上喜会梁川故人》：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
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
归去，淮上对秋山。
这首诗写于滁州刺史时期，诗人在淮上(今江苏淮阴一带)重逢十年未遇的梁川故友，虽言“喜”，实则抒发了一种悲喜交集的人生感慨。诗人追忆昔日与故人欢聚痛饮、扶醉而归的乐事。十年乱离，如浮云流水，故人重逢，畅叙友情，倍感珍惜。谢榛评此首诗曰：“此篇多用虚字，辞达有味。”“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在这种沧桑过后的欢笑中，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诗人略带苦涩的叹息。“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秋光中的满山红树，正是诗人耽玩留恋之处，十年光阴，老去的岂止是两鬓的华发。理想未酬，岁月已蹉跎，无奈中只能从甜蜜的往昔回忆与短暂的身心休憩中得到慰藉。全诗既是严格的五律，却写的行云流水，灵动自然，饱含对故人的想念之情，又是诗人真情的自然流露。在以内敛的心理倾向观察事物，抒发感受之时，韦应物的思维空间却很宽广，历史背景与时空印象交替出现，明灭起伏间映照的是诗人对于自我、家国、时空、宇宙的反思与参悟。韦应物对盛唐生活的 怀念构成了其诗歌创作的主题，盛唐气象在其诗歌中的反映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对于盛唐生活的怀念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在韦应物的大脑中是盛唐的天空，现实中是中唐的局面，于是在心理上无法挽留的浪漫梦想与实实在在的冷酷现实交织成一片衰败、复杂的情感空间，那辉煌过后的残败，繁华背后的清凉正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反映。生存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诗人心中的气势已不复旧时的张扬，转而为一种内敛婉曲的轻吟。正如美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指出的那样：“韦应物不是一位中唐诗人，他与盛唐风格和主题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的许多最优秀的诗篇是有‘毛病’的盛唐诗，它们的美正体现于矛盾的不完美之中。”
可以说，这是盛唐强音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只有盛唐的环境和气势才能生发出这样质朴可爱、感动人心的心灵颤音来。“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骢马傍路行。”(《赠王侍御》)一腔报国热情无处可泻，却要在宦海中应酬，在仕途上蹭蹬，对一个昔日的“里中横”而言，这是何等的压抑与屈辱!“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任洛阳丞请告》)加之亲眼目睹了黎民百姓的苦楚生活，在完全看清了贪官污吏们尔虞我诈、贪赃徇私的丑恶本质后，韦应物从心底产生了退隐思想。在《寄李儋元锡》一诗中，作者写下了满含忧伤与恺切的肺腑之言：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
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
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
月几回圆。
整首诗感时伤怀，动人之处在于诗中真诚地披露了一位廉政官吏的矛盾与苦痛，有志而无奈的典型款曲。黄彻激赏曰：“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胡震亨也赞为“仁者之言”(《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作品中流露出的诗人的情怀、思索、遁隐思想和高适《封丘作》中透露的心曲可谓殊途同归。
盛唐时代有时而尽，盛唐精神永存天地。后人虽已渐渐远离盛唐的明月，但那轮光辉却永驻心灵。韦应物沐浴在这轮明月浓浓的光辉之中，永远无法释怀的是对这轮光辉的留恋与叹逝。“发纤裱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那些“简古”的作品中散发着浓烈的盛唐色彩，而那些“淡泊”的作品同样是盛唐的流风余韵。孤独寂寞的心境，清雅高逸的情调，细致省净的意象揭示了诗人回避社会、体察生命的无奈心态，但透过诗人字里行间的层层迷雾，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简古之言，淡泊之语恰恰也最是盛唐流风余韵的别样体现。《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
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贺裳云：“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粹如蔼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余。然虽以澹漠为宗，至若‘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一为风水便，但见山川驰’，‘何因知久要，丝白漆亦坚’，正如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饰，而龙章风姿，天质自然特秀。”款款之情出之以心平气和的恬淡之语，诗境明净雅洁而意味深长，直出于盛唐强音下的雍容典雅之语。《诗人玉屑》卷十二云：“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哉!”细细品味韦应物这些简古、淡泊的诗作，之所以感觉它带有盛唐的流风余韵，关键还在于这种种平淡、冲虚形式掩盖之下的风雷暗涌之气。其实，无论达与不达，真正的儒者都是以兼济之心注视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被他所深深挚爱着的环境的。基于这一点，他的热情是始终如一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其表现的方式、色彩有所不同而已。通达的时候，热情所向为积极参与社会、关注民生的或讴歌、或痛斥；穷蹇的时候，热情所向为倾情自然、隐逸恬退的或浸淫、或长啸。诗人的情绪不论向哪个方向发泄，都会有精华生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要的是要有情绪，即使是失意者的情绪，也是人类文明所需要的。
四、结语
世事的风云变幻把一个曾经张狂、热情的青春少年变成平心静气且处处散发出孤寂、冷漠和散淡气息的秋士，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时代折磨了韦应物，把他变成为一个退缩于方寸之地的心灵敏感、意志消沉的地方官，在那个狭小的天地中自惜、惜人，振翅向上的羽毛已然脱落，成为一个仅得自保的逃避者。这是韦应物的悲哀，更是特定时代的悲哀。时代亦磨炼了韦应物，一旦诗人的人世热情与济世思想受到外物的感召与诗人心灵的自我责问，那冲天的豪气与责任感便豁然而起，激荡不已。韦应物诗作中所流露出的执着的盛唐情结，正是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