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魏泉

　　从1883年与郑孝胥提出“同光体”之名，到1923年编辑《近代诗钞》出版，陈衍在这漫长的四十年中，通过对道咸年间宋诗派的溯源并进而将其追认为“同光体”的前身，逐步完成了“同光体”在清代诗史中的自我定位，同时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自足的诗论体系。这一诗论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对当时的诗坛及其后的文学批评史的叙述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他对道咸诗坛以汉学家为主的宗宋风气的描述，更成为后来论诗者划分“宋诗派”的重要依据。但在具体论述上，陈衍的诗论也曾遭到过各种质疑。其中，在追溯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为“同光体”的前身这个问题上，钱基博等人的不同意见持之有据，与陈衍诗论形成一种张力，且颇具挑战性。一、论诗分歧:学术之争和地域之分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的描述与陈衍大致相同，谓“道光而后，何绍基、祁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 ［1］（P40）　但与陈衍自程恩泽、祁藻上溯至嘉道间的钱载不同，钱基博是从曾国藩上溯至桐城姚鼐，认为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指出晚清“同光体”的诗学门径是由桐城古文家姚鼐开出的。
    在为陈衍八十大寿所作寿序中，钱基博对陈衍之诗有一番持平公允之论，但文中又借赞陈衍之文“不规规于桐城”之机，对桐城诗派作了更进一步的
    梳理:“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错综震荡，其原出李 太白。惜抱承之，参以黄涪翁之生崭，开阖动荡，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 ［2］（P2169）　（《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 并且谓陈衍《近代诗钞》之选，欲“开户牖，设坛坫”，而因“嗣响无人，遂贻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表面上夸陈衍之文，暗里却是驳陈衍的诗论，所以被人说“不无弦外之音”。 ［3］（P155）　在作于次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再次将此意拈出，谓“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并称此意“自来未经人道”。可见钱基博对自己这一说法的重视非同一般，简直视为自己的独得之秘。而这背后，其实也有对陈衍诗论的非同一般的重视。钱基博这一论点又在另一位钟情于清诗的诗论家钱仲联那里得到了响应。
    钱仲联1934年受聘到无锡国专教书，时钱基博与陈衍都在该校任教。受陈衍影响，钱仲联于1935年开始撰写《梦苕庵诗话》。对于清诗，钱仲联自谓与陈衍崇尚不同，“对近代诗人最佩服的是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翮三家”， ［4］（P31）　故于陈衍《近代诗钞》，钱仲联曾颇有微词。但对《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仍称其“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 ［3］（P140）　《梦苕庵诗话》中提到陈衍八十寿诞的盛况时，特于钱基博寿文中录其有关桐城诗派的见解，并谓:“此一段议论，余亦主张。前曾于诗话中发之，惟尚不及此之详。” ［3］（P155）　二钱与陈衍的论诗分歧，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其中大致有着清代学术上汉宋之争的影子。陈衍标举的是“以学问为诗”的“学人之诗”，所关注的是道咸年间京师汉学家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祁藻、何绍基，以及同出程恩泽门下，以朴学著称于世的郑珍、莫友芝等人;而钱基博强调的是在道咸年间以理学名臣著称的曾国藩“诗嗜黄庭坚”所产生的影响力。曾国藩为文私淑姚鼐，登高一呼，使桐城古文有以中兴，所以钱基博之溯源“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应该说，溯源“同光体”的前身，当道咸年间，宋诗派与桐城诗派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惟用“以学为诗”和“以文为诗”可以大略勾勒二派之异。
    除了学术之争外，地域之分也影响到学者论诗。钱仲联的《梦苕庵诗话》以“清代诗风，浙派为盛”作为论诗角度，在浙派中着力推举“同光体”中的沈曾植，认为“其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无一不造精微。以性不好名，不自表，世但知其为书家为诗人而已。然即以诗论，亦属第一流，晚清名家，无能驾其上者”。 ［3］（P43）　不同于陈衍之称沈曾植“能为同光体”，钱仲联以之与袁昶并称为“晚清浙中二杰”，谓二家“皆能以汉、魏、晋宋为根柢，而化以北宋之面目者”。 ［3］（P106）　至于时人为诗多宗散原而对沈曾植之诗“不能好之”，钱仲联的解释是“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 ［3］（P61）　又说:
    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散原之诗险，其失也琐碎;海藏之诗精洁，其失也窘束。学者肖其所短以相夸尚，此诗道之所以日下。惟乙庵先生诗，博大沉郁，八代唐宋，熔入一炉，为继其乡钱石以后一大家，可以药近人浅薄之病。然胸无真学问者，不敢学，亦不能学。否则举鼎绝膑，其弊不至于艰深文浅陋不止也。 ［3］（P65）
     对于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他“诗多隽句，雅似其乡何梅生，又甚似海藏”的评价，钱仲联也并不以为荣，辩解道:“此则丈但见余已刻之二仲诗，故为此言。” ［3］（P156）　他说自己的诗“后此所作，风格大变”，认为金松岑所评其诗“初冷隽而终博丽”才算得上“知己之言”。钱仲联之所以不愿意人说自己的诗似福建诗人何振岱和郑孝胥，而强调自己此后诗风的大变，他自己的一句“殊不愿在闽人门下讨生活也”颇能道出其心态，同时也是对他以浙派论诗的最佳注脚。如果说，钱基博的溯源姚鼐，是要在“宋诗派”之外，以“桐城诗派”来另树一帜的话，那么钱仲联之推尊沈曾植，则是欲以“浙派”而与当时遍及诗坛的“闽派”分庭抗礼。 二、“经世派”作为诗坛一翼
    各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晚清诗坛的描述以及对道咸诗坛风气的追溯，应该说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从整体上说，对于清代自嘉道以降，诗风转而宗宋，所谓“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 ［5］（P37）　的说法，各家持论大抵一致。而且论道咸诗风，多少都受到一些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影响。
    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形成，有其变风变雅的时代背景，受到“道咸以降之学新”的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清初以来诗坛学宋主张的一个延续以及对乾嘉性灵诗派末流之弊的反拨。嘉道以还，经世致用思潮在变风变雅的时代背景下兴起。其中，汉宋调和的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及边疆史地之学成为显学，是为三大学术新趋势。而其影响及于诗坛者，约有数端:调和汉宋的风气，其意义不仅在于化解儒家学术上的矛盾和纷争，而且更重要的，它造成一种不囿于门户之见的平和眼光和宽容心态。这对诗界不以“分唐界宋”为尚，融汇唐宋，转益多师之风气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而今文经学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莫过于其“变革一切”的观念主张，“龚魏”之学虽有“以经术缘饰政治”之讥，但其经世思想与变革观念，不仅于学术上代表新的方向，影响也及于诗文，引导诗风面向现实，力求新变。此外，道咸年间经世致用学风对于诗人的影响还普遍表现在:一，重视学问，讲求实用;二，志在事功，不欲以诗人名世;三，笃于诗教，求其能别开生面而又不失风骚之旨。与清初以来的宋诗风不同的是，处乾嘉之后，翁方纲的“肌理说”已经建立起了以宋诗的美学原则为基础的诗论体系。这一体系从根本上打破了宋代以来笼罩诗坛的严羽所谓“诗有别才，非关理也”的观念，转而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从新的评诗标准出发品鉴唐宋诗，翁方纲的著名论断是:　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 ［6］（P122，123）　（卷四）
     这就把严羽对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终非古人之诗”的批评，变成了宋诗之“精诣”所在。如此，道咸诗人才得以在这几个方向上，都作出进一步的推展。也就是说，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正是学习宋人“学前人而能变化”，以故为新，力破余地的开新本领，在“以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同侧面都有所推进。
    至于道咸诗坛的诗人群体，除了前人所反复指认的，以出身汉学为主的学者工诗的“宋诗派”和“以文为诗”的“桐城诗派”以外，从交游的角度考察，我以为还应该加上“经世派”作为当时诗坛一翼，这样也许能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看得更清楚些。单就诗而言，一般所谓“宋诗派”，是指以程恩泽、祁藻为中心的汉学家圈子，何绍基是其中的活跃人物和代表诗论家，京师之外还有郑珍、莫友芝等。“桐城诗派”在京师则是指以梅曾亮、潘德舆为中心的古文家圈子，包括宗稷辰、朱琦、王少鹤、冯志沂、龙翰臣等，曾国藩在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此外，尚有以林则徐、陶澍、黄爵滋及“龚魏”为代表的经世致用论者的小圈子，其诗作也有不同于前述二派的特点，但在宗宋的大方向上又有一致性，所以我姑且名之为“经世派”，这一派中，还有张际亮、汤鹏、姚莹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经世派”之称其实主要不是论诗，而是着眼于当时士大夫中一种动辄“言关天下”的经世风气和一批“凡有艰巨君其先”的有为朝士坐言起行的风采。从“诗与人为一”的角度，有助于了解其创作倾向的共同之处。张际亮论诗有“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志士之诗”的说法，在他那里，三个概念有等级的不同，而以“志士之诗”为最能传世。而姚莹所作《汤海秋传》中，对此派中人也有颇为传神的描写:
    道光初年，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赀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者，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昂，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 ［7］　（卷十一） “龚魏”并称，以其学术，二人诗风却很不同，李慈铭的《越缦堂诗话》评定庵诗云:
    定庵文笔横霸，然学足副其才，其独至者，往往警绝似子，诗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又好为释家语，每似偈赞，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然如《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歌》、《常州高材篇》，亦一时之奇作也。 ［8］（P24）　（卷中）
     说龚自珍诗“以霸才行之”，诚为知言，而谓其“不能成家”，则持论过苛，有失公允。定庵诗风影响到黄遵宪、康梁等“诗界革命”诸将，并及于“南社”柳亚子等人，可谓“别具魔力”。李慈铭评魏源诗称:“默深诗非 当行，而才力有余，多超迈警卓之语。” ［8］（P2）　（卷下之上） 虽亦不宽容，但云其“超迈警卓”却能拈出其与龚自珍之“警绝”相近之处，这一点也是“经世派”诗人的共同之处，因其感时忧世，言关天下，故以诗言志，往往能有“警绝”之语。相对于汉学家的“以学为诗”和桐城派文人的“以文为诗”，“经世派”的所谓“志士之诗”的特色，或许可以概括为“以议论为诗”。在仕途的穷通显晦上，林则徐、陶澍有别于上述诸公，行迹交往也略疏。说到诗文风格，自然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共同归之于“经世派”的缘由，在于他们都“以议论为诗”，言经世之志。
    道咸诗坛的宗宋风气，表现为在“以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而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各自在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彼此勾连又同中有别的一翼。比如曾国藩虽出身理学，并与梅曾亮切磋古文，但为学主调和汉宋，又与汉学家的圈子有密切来往，更在经纬邦国，学以致用方面勋业卓著。姚莹本为“桐城派”嫡传，但其诗作和交游又都与汤鹏、张际亮为近。这些人无论归入桐城派还是算作经世派都不可能划分得一清二楚，再加上外有家国多事变风变雅之背景，内有人生起落性格多面之常情，要想理清其间分合，迥非易事。三、“以高位主持诗教者”的作用
    在《近代诗钞叙》中，陈衍提出的“以高位主持诗教”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诗学命题。所谓“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就是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作为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位高名重。于政界地位尊显，学界、文坛声望隆著，等于是话语权力在握，所谓“以闳文系众望”，“居高声自远”，自然容易一呼百应。第二、有领袖群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开风气也为师。爱才若渴，门下生徒众多，人才济济，其中的佼佼者不但堪传衣钵，且能青出于蓝。第三、能诗。虽不一定是当时诗歌造诣最深者，但对诗应有真正的钻研和体会，是真正“深于诗者”，而非附庸风雅的门外汉，这是最起码的。用这样一把尺子去衡量，道咸年间的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堪当此称。就论诗而言，程恩泽推尊韩愈、黄庭坚。张穆称其为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 ［9］（P1）　钱钟书亦称:“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也。” ［10］（P178）程恩泽一生以余事作诗，其谈诗之语散见于一些酬答诗、序跋文中，最常被人引用的是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诗以道性情”，而题咏金石之诗亦能道性情，此性情之“庄雅”或“激昂”，“自学问中出也”。这种“性情自学问中出”的说法本是针对金石题咏而言，可以证明程恩泽论诗注重学问，代表其一种诗学倾向，但并非程氏对诗的通盘看法，故不足以从中得出程氏论诗以学问为性情之本的论断。平心而论，程恩泽所谓“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虽非惊人之语，细忖则比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11］（P26）　这句名言更进一层。首先，严羽《沧浪诗话》“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是以“诗之盛时”为标准立论;而程恩泽讲“诗骚之源”，考察的是“诗之初时”;其次，严羽只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至”是什么样子，却语焉不详，让后人争讼不休。程恩泽讲“《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明确道出学问对诗的重要性在哪里，直可为严羽之言作注，而又并不以学问代替性情或先于性情，虽出语平实，但无可争议，实出于汉学家本色。程恩泽对道咸诗坛影响最显著的是他“取法昌黎、山谷，融汇唐宋，合性情学问于一体”的诗学倾向和他“以学为诗”并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于一体”的“学人之诗”。他的贡献在于聚合了一个学者圈子，他们的相互唱和，“以才驭学，学宋其表，自立其里”，开辟了“以学为诗”的新境界，并贡献了郑珍这位有“清诗第一”之誉的杰出诗人。
    与程恩泽对诗的看法最相近且诗相唱和最多的是后来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的祁藻。祁藻年岁略晚于程恩泽，但官高寿长。道光元年，程、祁同为皇帝招见，祁有《初入直庐呈程云芬前辈》诗纪之。诗中有“敢道文章能报国，窃思砥励勉修身”句。二人“同直十余年”，交谊深厚，志同道合。在程恩泽死后，祁藻为诗坛盟主。徐世昌《晚晴诗话》云:“文端（即祁藻——笔者注）忱清节，为时名臣。道咸之间，海内多事。朝贵中尚文学，接士流者，惟文端为硕果，时论尤归之。” ［12］（P1978）　（卷一二六） 祁藻的诗集中，与程恩泽唱和很多，且多步韵叠韵，一答再答之作，以押险韵、用奇字僻典为乐，并且动辄出之以几十韵的排律。这种逞才用典，因难见巧的“学人之诗”，非有势均力敌者，不足以令人如此乐此不疲，故陈衍称“祁文端为道咸间钜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常与唱和者，惟程春海侍郎，盖劲敌也”。 ［5］（161）　祁藻一 生以事功著，《清史稿·祁藻传》尽述其一生为官政绩，于文事只略言其“提倡朴学”，而于其“延纳寒素”举荐人才则言之颇详，至于诗则未见提到。可见在别人眼中，祁藻首先是名臣，其次是汉学家。至于诗，不但祁本人不以诗人自居，别人也不以诗人称他。尽管祁藻一生不以诗名，但于诗却致力甚深，观其诗集，虽多为酬答之作，但言志言情，皆以学励行为本，其性情、学问、才识也均在其中。
    曾国藩一生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837-1852）是在京为官时期，后期是以1852年回乡丁母忧时办团练开始。作为一代理学名臣，曾国藩前期在京曾十年七迁，升十级，可谓官运亨通。后期曾国藩以办团练起家，率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江南，最终攻陷天京，为清朝所谓“同治中兴”立下赫赫事功，并拜将封侯，更是有清一代以文臣封侯第一人，其学问由酝酿而趋于成熟，则在居京为官时期。其时，他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从唐鉴治理学，“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还曾从刘传莹问过汉学，且与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何绍基、邵懿臣等诗文交厚，其论学兼宗汉宋，而又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在京期间，曾国藩曾以诗文相交往的师友不胜其数，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论声望地位尚不足“以高位主持诗教”，只能说与其师友相互影响，其中对他影响较大者，莫过于梅曾亮、何绍基、邵懿臣、汤鹏数家。在这一时期的交往中，不仅显示了曾国藩兼收并蓄、博而能通的追求，也为以后开府纳士时期人才风从云集、海纳百川之盛况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于诗古文辞皆用力颇深，就诗与古文相对而言，曾国藩于古文名气更大，特别是与桐城派之间的渊源和对桐城文论的开拓，堪称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曾国藩论文十分推重姚鼐，于诗也颇能知姚惜抱推尊山谷“以文为诗”之深味。当时梅曾亮在京师以姚氏嫡传弟子的身份，“朝彦归之”。曾国藩在京时，与梅曾亮以诗文交厚，“声气冥合，箫管翕鸣”。而且，“梅曾二家，宾客相通流”。后期的曾国藩自称“雅不欲堕入梅郎溷中”，实因其于诗文之道别有怀抱，欲与桐城派有以自别之故。
    曾国藩“以闳文系众望”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不仅因其特殊的权势声望和自始至终注重团结与培养一大批人才，实亦由其对诗古文一向用力甚勤，好学深思而确有识见。其自言学诗门径诸语，可谓见道之言:“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 ［13］（P49）　此外，其《欧阳生文集序》之述桐城渊源，《圣哲画像记》之叙治学之道，都以识量之闳，领悟之深而为人称道。
    以曾国藩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兴趣，以及前期的兼收并蓄，广交京师文人学者和后期“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俸入悉以养士”，使“老儒宿学群归依之”的器识、胸襟和凝聚力，虽其一生不以诗名，而谓其于咸丰年间“以高位主持诗教”，却也绝不夸张。曾国藩诗作中曾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句，自道其宗黄对一时风气的影响。而施山《望云楼诗话》也记载“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这也就是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中所说的“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 ［14］（P10）　虽然，宗黄成为一时风尚非赖曾氏一人之力，但其登高一呼的特殊作用，也实在不可低估。道咸年间宣南士大夫圈子中由程恩泽、祁藻等发端的“学人之诗”，至此与推尊山谷、“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联姻，并借助曾国藩特殊的地位、声望与影响，使得宗宋诗风在道咸之际愈演愈盛，流风所及，至于清末民初。与此同时，经世派的诗人，与此二派在具体学诗路径与表现方式上虽不尽同，却以大体方向上的共通性，而与之共同构成道咸诗坛“和而不同”的总体风貌。道咸年间的诗风，之所以以“宗宋”一言蔽之，还涉及诗体正变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11］（P26）　以诗体正变而言，昔人多以唐诗为正，以宋诗为变。至清尚有“见诗之能变而新者，则举之而 归之学宋”。
    道咸年间的诗风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种与“唐音”相对举的“宋调”，并非有宋一代所独专，而实开自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杜甫，后经韩愈“以文为诗”，泛溢其轨，至宋代苏黄，遂成为一代大观。故而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以杜韩苏黄为其取法的楷模，而尤为看重其觅新世界的探险家精神和力破余地的本事，当时的学古是为创新，复古旨在通变，故于宗宋也只是借为入手，到其出手时，标举“不俗”，强调“有我”而又贵有“诗之真者”。张维屏的“水当入海千条合，诗可呈天一字真。便到古贤须有我，独开生面肯依人”， ［15］（P60）　正可代表当时诗人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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