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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诗

来源: 网络 发表日期:2020年05月25日

黄伟




    有清一代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的总结,无论从诗歌的认知功能性,还是艺术的审美多样性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①。对清诗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完整性及集大成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的滞后性。“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清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导致清诗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风貌。郑板桥“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的豪言以及“诗界革命”派提出的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主张,更显示出清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自信。清诗学与清诗呈现出双峰并出的姿态,诗话、论诗绝句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代,大量诗歌选本的编纂也放射出清人阐发自己诗学理论、流播自己诗学主张的热情。对清诗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古典诗学的延续性与创新性,能更好的评估清代诗歌与诗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清诗的文学评估与历史地位

    (一)、诗的古典传统集大成与大结裹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各种体式渐趋完备,创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不论“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还是“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都证明了唐诗在诗歌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唐诗兴盛的高峰面前,宋人开创出“体态性分”与唐诗面貌迥异的宋诗,形成了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局面。元遗山的《论诗绝句》就认为“只知诗到苏黄尽”,钱钟书也说:“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也就是说自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的各种体式已基本定型,不论元诗、明诗,还是清诗都出不了唐宋诗的范围。但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学术环境又使得元明清的诗歌取向大相径庭,相对于元明而言,清人对前代诗歌遗产的借鉴更多了一种海纳百川的眼光和胸襟。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前代丰富的诗歌遗产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对象。在艺术形式上,诗人们自觉的扮演了集大成的角色。清代的诗人对明代诗坛众说纷纭的争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都小心翼翼,唯恐重蹈明人的覆辙。在对待唐宋诗歌遗产的态度上,也一反明人偏于独尊的狭隘做法,主张转益多师,熔铸唐宋。清诗人既推崇宋人之筋骨思理,又不菲薄唐人之风神情韵,形成了祧唐祢宋的创作主流。大体而言,清诗的发展趋势是从兼采唐宋到自出手眼,力图在熔铸唐宋的基础上创作出一种非唐非宋、自具面目的“清诗”。后期梁启超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的诗界革命,对古体诗的发展做出了大胆尝试。虽没有完全跳出古典诗歌旧风格的圈子,却也显现出传统诗歌现代化的转向。同光体倡言宋诗,南社则力振唐音,他们之间唐、宋之争也成了古典诗学发展史上的最后一幕。

    “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山易代、外夷入侵也促使诗人的作品呈现出迥异前代的风貌。满族铁骑入主中原的社会剧变对严于“华夷之辨”的汉族士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惨痛事实。明清易代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遗民诗潮,也为清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朝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打破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唤醒了一部分士人睁眼看世界,掀起一股经世致用的热潮。最后,在列强军事入侵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大量输入中国,开拓了诗人的眼界。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而西方新事物的输入也为诗歌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在女性文学历史谱系中,清代也呈现出彬彬一时之盛的局面。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仅《清诗别裁集》就收录清初80多名闺秀诗人,而有清一代存诗的女性诗(词)人更是多不胜数。纵观整部女性诗史,清女诗人“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袁枚、陈文述等尊重妇女的文化人格,敢于冲破时俗的禁锢广招女弟子,无疑推动了清初女性诗坛步入辉煌。“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秋瑾以不让须眉的豪情成为女性文学领域的最后一朵奇葩②。

    (二)、清诗清诗学格局的承祧

    清代诗人祧唐祢宋的原因大致有四点:首先这是对明代前、后七子独尊盛唐诗的反拨。其次,唐朝国势强盛,诗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也空前膨胀,体现在诗歌中也多有“万国衣冠”、“九州阊阖”的大国气象,属于正风正雅。宋代建国之初就面临境外政权的武力威胁,尽管委屈求和终不免国破家亡。宋朝积贫积弱的国势,程朱理学的盛行,使得诗歌多了些筋骨思理,少了大国气象。“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宋代诗歌属于变风变雅。而清朝的境遇绝类于宋,先是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也使得兵燹不绝。体现在诗歌中多为“变风变雅”,在表达的气势上根本无法企及盛唐的恢宏。再次,对宋诗的亲近也是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清(后金)灭明,与金灭北宋极其相似。相似的历史命运使明遗民对宋朝有一种“天涯同命人”的认同感。最后,清代诗人出于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虚浮学风的反拨,普遍注重学问。这也比较契合宋诗注重“筋骨思理”的特点。

    康乾盛世时,诗歌的发展偏离了祧唐祢宋的主流,“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呈现出多家争鸣的局面。康、雍、乾三朝文网森严,诗人动辄得咎。神韵讲空灵蕴藉,肌理重金石考据,几乎不着政治痛痒。格调说更是符合乾隆借诗歌教化百姓的主张。此外不应忽略的还有讲求“性灵诗”的干将——郑板桥,他和袁枚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自称为别出手眼的狂士,是清诗从祧唐祢宋到自出手眼的积极尝试者。郑板桥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袁枚也说过:“若问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遣兴》)之后清诗的发展基本没有偏离祧唐祢宋的主流,直到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新语境为主干的改革,染上了现代化的色彩。

    (三)、创作与理论的双峰并出

    清代诗歌创作群体蔚为壮观,作品卷帙浩繁。故沈德潜认为:“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内外,均沾德教。余事做诗人者,不啻越之、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清诗别裁集?序》)。仅徐世昌所辑录的《晚晴诗汇》就收录作者六千一百多家,诗作两万七千多首,入选诗人已远远超出《全唐诗》所收录的两千多家。根据《全清诗》编纂委员会的初步推算,有清一代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超过10万人③。暂且不论清诗人的创作成就如何,他们对诗歌创作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借编定诗选阐释其论诗主张的,又有依靠论诗绝句(诗)的创作来阐明诗学观点的。根据郭绍虞《万首论诗绝句》编选的内容来看,清代论诗绝句的数量几占百分之九十。而诗话这一理论载体在清代更是品种繁富,蔚为大观。据蒋寅先生的保守估计,清诗话的总数超过一千五百种是没有问题的(《清诗话考?自序》)。即使根据张寅彭比较审慎的统计,现存的清人诗学著作也多达八百余种,是现存宋代诗学著作的九倍左右。由此可见有清一代不足三百年的诗歌与诗学创作名副其实地扮演着古典诗歌、诗学的集大成角色。

    清诗的学术文化生态

    (一)、清人是在怎样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政策下写诗谈诗的

    “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胡云翼《宋诗研究》)。康熙、乾隆为了获取汉族的认同感以巩固统治,都积极地汲取汉文化养料。他们自幼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汉族文人视为身份象征的吟诗作赋也津津乐道,于政事之暇,笔耕不辍,留下相当丰富的诗篇。康熙的诗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共存诗一千一百多首。而乾隆皇帝的诗歌数量更是令人瞠目,他的诗集有《乐善堂集》以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四库提要》说“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於我皇上者”。“十全老人”驾崩前一年曾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康熙、乾隆的诗歌都是“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但他们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

    康熙、乾隆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道理,在身体力行创作诗歌的同时,都强调了诗歌创作的道德教化及经世之用。乾隆认为“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自称“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他还明确指出诗歌的目的就是教忠教孝,“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清史列传?沈德潜传》)这种“因文见道”的观点就是传统儒家诗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体现,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格调说何以在乾隆时期盛极一时的原因。

    清军入关之初为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而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清史稿?范文程传》)。同时又礼葬崇祯帝,并以开科取士来争取读书人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1645年8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但“发令”的再度颁行引起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嘉定三屠”的惨无人道更激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思想。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都积极地宣扬民族思想,认为“夷夏之辨”超过“君臣之伦”。这些思想激起了汉族士民特别是明遗民的抗清斗志,清廷也对之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如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十六年的“通海案”、十八年的“奏销案”,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汉族士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精英。

    清王朝又采取了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以消弭异端思想的做法,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酷烈。康熙时影响最大的文字狱当数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一案。雍正时轰动最大的文字狱是曾静、吕留良案。乾隆时文字狱多达135起,其中许多典型案例便是“诗”引发的,如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的“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及“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帝认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被斩首。而备受乾隆眷顾的沈德潜,因《咏牡丹》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而死后获咎。纵观文字狱的案例,其间固不乏有人利用诗歌来表达对清廷的不满,进行“恶毒攻击”的,但大部分属于深文周纳,滥杀无辜,为的是杀一儆百,宰鸡吓猴,树立清王朝的政治文化权威。在这种文化政策下,士人们噤若寒蝉,动辄得咎。诗人们要么“温柔敦厚”,要么“独抒性灵”,要么“探讨肌理”。民族反抗、反对专制等有关国家民族的现实见解不能公开表达,因而也促使诗人们转向咏史诗创作。躲进古史堆一来与学术文化沟通,又可借古史以抒愤,浇胸中之块垒,形成了清代咏史诗的繁荣局面。

    武力镇压与文字狱戕害虽然在士大夫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抵抗。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汉族士人的文化认同。故康熙亲政以后,恩威并施取代了先前的一味镇压的政策。熊赐履奏请“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倡导程朱理学以钳制士人的思想。康熙十七年,下令征召“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又征召“遗贤”以修明史。在1684年11月初,康熙亲自拜祭明太祖陵,归途中又祭孔子庙,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意在消除明遗民的抵抗情绪,表明对汉文化的重视,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戴。同时为了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诚意,清王朝招罗大批士人,大规模的搜集、注释、出版古代典籍,其中当然以儒家典籍居多。

    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引下,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诗人们开始缓过文化情趣转变文化心态。学术一途由鼎革之际的经世致用逐渐转入琐屑的故纸堆,而千岩竞秀的遗民诗坛也逐渐转向“醇雅”、“温柔敦厚”的诗学追求。康、雍、乾三朝诗坛从“国初六家”、“格调说”、“肌理说”到“乾隆三大家”,从流派纷呈上看确实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宏大气象,但相较遗民诗人却少了一份关注现实、心怀天下的热忱。

    (二)、清代学术格局中的诗学

    清代的学术呈现出重总结、善融通、集大成的特点,不仅有汉学、宋学对立与融合,也有汉学内部今、古文的分歧与统一,更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会。学术格局的演变促进了诗学追求的变更。鼎革之际的士人针对明末“束书不观”的虚浮学风,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顾炎武首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对“置四海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清谈之风痛加针砭,提出以“修己治人之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明清之际的诗人大都崇尚学问,注重学以致用,实现了经学与诗学的结合。这也基本奠定了清诗强调经世、看重学问的基调。儒家传统诗教的“美”、“刺”、“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诸功能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自康熙亲政到乾、嘉之际,清政权渐趋稳固,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清初“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式由于清廷的高压文化政策和遗民心态的渐转平和已转入考据一途,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引导下,诗人们更多的转向诗歌本体探究,这正是历来积极提倡淡忘政治和消极无奈不问时事的文士们的学术传统。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各树坛坫,一时蔚为壮观。沈德潜的格调说强调儒家诗教的教化功能,也被视为乾隆朝的盛世元音。很能代表这一时期学术

    走向的应该是翁方纲的“肌理说”,“资书以为诗”的诗学趋向正是乾嘉汉学在诗学领域的投影。

    道、咸以降,国运式微。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注重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取代了古文经学的主导地位,倡言改革以试图挽救封建王朝的颓势。前一时期恬淡典雅的盛世元音早被“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败局面所打断,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再度兴起,故陈衍认为有清一代的诗歌“道光以来,一大关捩”。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诗界革命对新语句、新意境等诗歌新范型的追求。

    清诗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

    (一)、关于遗民诗

    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齐桓公即凭借“尊王攘夷”的举动获得了各诸侯的认可,取得了霸主地位。金灭北宋以及元灭南宋后实行一系列文化政策,刺激了汉族士人的民族自尊,使得严于“华夷之辨”的思想重新萌发。同时,程朱理学强调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族知识分子“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在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基于“华夷之辨”的思想和挽救民族文化存亡的动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遗民诗潮。仅卓尔堪《遗民诗》就录取了525家,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收402家。明遗民对明朝的覆亡以及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宋明理学的繁盛局面与宋明接连被异族灭亡的事实促使大部分士人正视现实,力图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以正确定位。

    在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影响下,遗民诗人的故国之思及对清军暴行的控诉不可避免的成为遗民诗的主旋律。“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写出了遗民沉痛的故国之思;“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则控诉了清军屠城的暴行。对于整部清代诗史而言,清初遗民诗不仅为清诗取得“超轶元明,上薄唐宋”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起到了“导夫先路”重要功效。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思想家,都曾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注重学问的主张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诗人普遍重视学问,并且也为清人亲近注重学问的宋诗埋下了伏笔,而黄宗羲更是主动的要学宋。钱钟书先生认为“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王夫之的诗虽被称为“唐体下劣者”,但他的诗学思想却显示出独到之处。明清之际的诗人普遍重视诗文和世运的关系,强调以诗存史,这正是思想学术折射在诗歌、诗学中的典型表现④。

    明清之际的诗坛大家当首推钱谦益、吴伟业。牧斋、梅村二人虽“两姓事君王”,在政治立场上进退无据,于大节有亏,但不能因人废言否定他们的诗歌成就,他们的诗也是一种特殊面貌的遗民诗。钱牧斋针对明代诗坛纷纭庞杂的争论,提出了截断众流的理论。目竟陵派为“学古而赝”、“师心而妄”者,他肯定公安派但也对公安派的“机锋侧出,矫枉过正”提出批评。钱谦益论诗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他本人的诗歌就熔铸唐宋诸大家,兼取元遗山,可谓“才气横放,无所不有”。他的大型七律组诗《金陵秋兴》饱含诗人抗清复明的强烈感情,其价值可视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⑤。吴伟业对出仕清朝的自悔之辞在诗中比比皆是,“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缘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二首》)。在《临终诗四首》其一也描述了“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的自责之情。吴梅村的七言歌行,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征词属事,篇无虚咏,被誉为一代诗史。

    钱、吴二人对有清一代诗歌面貌与骨子留下了十分深重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出了许多辟透的诗学主张,如强调诗歌创作的“不诚无物”及诗史观念。钱谦益身事两朝均居高位,又曾主盟诗坛几十年,加之好奖掖后进,其诗学思想流布极广,是结明而开清的关键人物。吴伟业的“梅村体”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链条上光辉夺目的一环,也是清人在诗体创新方面的杰出代表⑥。“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从陈维崧、吴兆

    骞到王国维都受到了“梅村体”的启沃与濡染⑦。(二)、“国朝”诗人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在遗民诗人(包括变节诗人)的影响与扶植下,真正意义的清诗人逐步走上诗坛。自康熙亲政到嘉庆末期的诗坛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所笼罩。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政策影响下,更多的诗人注重诗歌本体探求,创作风格也由抒写家国之痛的慷慨之音渐变为恬淡醇雅的平和之调,标志着清代诗坛逐步走出遗民诗的时代。

    继钱谦益而起主盟诗坛的是主张“神韵说”的王士,他论诗并不强分唐宋的优劣,宋元诗自有其特定的价值。如他的第十七首《论诗绝句》就提出“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另外他对宗唐、宗宋的门户之争十分反感,他认为:“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触蛮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故钱钟书先生认为,“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巨子,诗学诗识尚无能望其项背者”(《谈艺录》卷三十)。诗坛上和王士并负盛名的是朱彝尊。朱氏早期推尊唐音,力诋宋调⑧:“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各流别,吾先无取黄涪翁”(《题王又旦过岭诗集》)。出仕之后,转学宋诗,如屈大均《送朱上舍》所云:“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而中年以后“恃其博奥,尽弃格律,欲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十)。其诗风的改变体现了清朝前期诗歌的演进轨迹。艺术形式上,由早期受“云间”、“西泠”影响的宗唐到后期的渐趋入宋,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学理论极大的促进了浙派宗宋诗风的形成。

    乾隆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在当时的诗坛上,最能体现这种观点要求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沈氏论诗力主温柔敦厚,强调诗歌“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说诗语》)重要功用。袁枚针对“格调说”的偏重教化而着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主张“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认为诗歌“不必尽归于道德”。他反对傀儡衣冠的假盛唐诗,主张“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但他并非排斥学古,“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著我》)。袁枚的性灵说开创了个性解放的思潮。与袁风格相近的有赵翼、洪亮吉、张问陶等人,稍后受他影响的还有下启龚自珍的黄景仁、舒位、王昙诸人。赵翼论诗亦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黄景仁的诗歌也较多的暴露了盛世外衣下隐藏的黑暗社会现实,写出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如“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其三)、“我曹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饿民”(《朝来》)。

    在晚清诗坛上真正揭露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封建衰世的黑暗现实、呼唤时代风雷的代表当为“亦狂亦侠”、“亦剑亦箫”的龚自珍。他的诗奇肆瑰丽,不拘唐宋成法而自创面目,开了“诗界革命”的先声。在政治变革及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影响下,晚清诗坛掀起了开辟诗歌发展新途径的“诗界革命”,其代表人物以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为首。程恩泽、祁藻、曾国藩、郑珍、莫友芝推崇宋诗,上承厉鹗而下启同光体。而同光体和南社的宗唐宗宋之争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幕。

    在清诗的历史图谱中似乎还要注意下面几个人物,由于他们特定的文化艺术影响与政治历史地位,在清诗的演进发展中表现出独特的作用。

    郑板桥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其人“性落拓不羁”,喜“放言高谈,臧否人物”,素被正统文人目之为“狂怪”之人。但在他“狂”、“怪”的表象下掩盖的是强烈的儒家济世情怀:“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待后,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因此对“三绝”占其二的书画,郑燮似乎并没引以为豪。他认为:“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颇有点“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意味,不得已而为之也仅是“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由此可知,郑板桥的最高理想虽不能说“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也可说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因此劝诫他的弟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故辙也”。他更瞧不起那些略懂字画就自称“名士”之徒,他认为:“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较之书画而言,郑燮对自己的诗文尤为自得。自称:“颇有自铸伟词者,而又有长短句及家书,皆世所脍炙。待百年而论定,正不知鹿死谁手。”他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十六通家书,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处。”(《板桥自叙》)“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是他儒家济世情怀在诗文创作上的集中体现,正如他的《偶然作》所写的那样:“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强调了诗歌“补察时政”的政治功用。他主张诗歌应当“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而“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的作品,即使“搜精抉髓”,也“不过一骚坛词客尔”(《后刻诗序》),所以像“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自出己意”指郑板桥于诗文强调自成一家。针对宗唐宗宋之风,郑板桥强调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他认为:“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故他自豪地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郑板桥于落拓之时所作的道情小唱,于超脱的表象下深藏着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无奈。如“老书生”、“老樵夫”、“老头陀”等章看似浅俚却足以“唤庸愚,警懦顽”。而“邈唐虞”、“吊龙逄”则充满了吊古伤今的感慨。鲁迅认为这些作品价值远胜于《家书》,阿英也认为郑板桥是众多的“道情”作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在清朝二百余年间,还有两个人的诗(或许还包括他们的诗论)还须提一笔:曾国藩和洪秀全。曾国藩在清代政治史、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的人格体气和文化精神造就了他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几近完美的结合,也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幼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湖湘文化的传统促使他“相尚于宋儒义理之学”。但他意识到了空谈义理的弊端,以不懂经世而自诩博雅之人为“识字之牧猪奴”,还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另加“经济”之学,并对之进行了重新阐释。针对太平天国实行的“毁先王圣人之道,废山川岳渎诸神,惟耶稣是奉”的文化政策,曾国藩以儒家信徒的名义适时打出“护教”、“卫道”的旗号,以争取传统士人的支持。他痛斥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曾国藩始终恪守儒家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君臣大义以及“攻乎异端”等信条,所以当以西方神学异质文化为代表的洪秀全对清政权及儒家文化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他一面进行武装抵抗,一面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强调“经济”及推崇气骨的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他的诗(文)理论中,并对后来的诗(文)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序》里说:“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曾国藩的诗歌注重阳刚之美,可谓气势磅礴,如“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可谓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而“如今君王亦薄恩,缺折委弃何当言”,亦可谓大胆之极。(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他自称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对自己诗作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坚忍、倔强的个性品格在诗中多有体现。两次举进士不第的挫折并没有消减他的豪情壮志:“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岁暮杂感十首》之四)。针对桐城派文风“才气薄弱”弊端,曾氏“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对诗文的追求也偏重于气势刚劲。就姚鼐“阳刚”、“阴柔”风格主张,曾国藩认为“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翰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把“义理”、“经济”融为一体,强调经世致用,这也给传统文化(文学)注入了鲜活血液,也奠定了他桐城派古文中兴功臣的地位⑨。曾国藩自称“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曾国藩极为推重黄庭坚,曾在诗中为黄庭坚揄扬“涪翁差可人,风骚通响。造意追无人,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祧唐祢宋的典型人物⑩。曾国藩位极人臣,而且被传统士人视为“立功”、“立言”两兼的楷模,他对黄庭坚的推崇不可避免的引来了许多仿效者,一时天下向风,导引了同光体的宋诗运动。

    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拜上帝教对儒家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冲击,洪秀全作为儒家文化的颠覆者自幼也曾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古文多篇”,早期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宦之路。但接连几次科场不售,使他愤而创立拜上帝教,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衣,要自己开科取士”。拜上帝教是洪秀全溶入血液的中华文化精神和西方贩来的“四不象的天主教”融合的混血儿。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实行摒弃一切佛、道信仰,更把矛头直指孔孟的文化政策。太平军所到之处,更是尽扫孔庙和孔子牌位,将儒家经书斥为“妖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诏书盖玺颁行论》),“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贼情汇纂》)。洪秀全这种“毁先王圣人之道”(当然这也隐含了洪秀全一并推翻政治文化与伦理信仰而改天换地的决绝心理),招致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力反对11,当时的封建士人认为“洪杨之乱”在思想文化层面“几欲变中华为夷俗”。

    为科举登第而作的文化积累使洪秀全深知利用诗文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性。他现存的诗文基本上“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不须古典之文”(《戒浮文》),以便于直接宣传革命。他的诗称得上气势恢宏,而且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的乐观色彩。如《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另外一首比较著名的当数《吟剑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诗中表达了作者决心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来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一统”的理想盛世的追求。诗中描绘的四海为家、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也给反抗清朝统治的勇士以极大的鼓舞。如同前代会舞文弄墨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洪秀全的诗歌体现了他超人的气魄与胸襟,可谓大气磅礴。他试图“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与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样勾勒出了农民领袖的政治豪情,体现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也产生了强烈的模范作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往往带有宗教色彩,留下了宗教异质文化的痕迹。如《诛妖诗》中的“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洪秀全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一直也被视为清代传统诗坛的另类。但他诗中蕴涵着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并开启了晚清政论诗的闸门。他(也许还要加上金和12)的诗歌可视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实录,在“清诗”的艺术长廊中呈现出独特的光芒,是清诗历史段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晚清的意义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翌年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次失败远比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更大的创伤与思索。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传统诗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等润色鸿业的传统功能在政治变局的影响下也黯然失色,更不论浅斟低唱的名士风情了。

    在晚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下,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笼罩了晚清思想学术界。同时有识之士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方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等形而上的层面,这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躯体涂上了一抹现代化的亮色。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也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伴随诗人们眼界的开阔,西方的新事物也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提出了新意境、新语句的见解,体现出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心理上的超越。但旧风格的保留,如同戊戌变法保留着皇帝一样,是一种形制的守成,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干将,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特定的文化史意义。同光体的诗风浸染以及杜甫“一饭不忘君”的人格魅力使得康有为处处学杜、处处摹杜,大有文天祥、钱牧斋学杜的气象。同时康有为又主张写诗应“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反对“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强调诗中有人。故梁启超说:“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饮冰室诗话》)。梁启超的前期诗歌创作,遵循着诗界革命的理论,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语言通俗。但他后期的创作却逐渐倾向“同光体”的宗宋诗风。

    在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等人“生涩奥衍”、“险奥聱牙”的诗风浸润诗坛时,能挺身而出敢与“同光体”争胜的便是南社。柳亚子等人对“同光体”假宋诗的排斥,一是反对其曲折隐晦的诗风,二是批判其清亡后大都表现出的复辟思想。柳亚子主张“思振唐音”,以旧体诗写新内容,主张用文学鼓吹革命,重视诗歌的政治功用。在南社与“同光体”宗唐、宗宋的论争中中国古典诗歌也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白话新诗在新文学的大潮中逐渐取代了传统旧体诗的历史地位。

    清诗与清诗学研究的检阅与思考

    清诗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远逊于唐宋诗。旧时代如此,新时代也如此,最近二十几年的学术繁荣期间也如此。这当然与唐宋诗的地位差落也契合。但能够排除成见而注重清诗的研究者也是代不乏人,如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郑方坤《清名家诗钞小传》,陈衍《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钱钟书《谈艺录》、《石语》,钱仲联《清诗纪事》、《梦苕庵诗话》,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等都是清诗学领域的重大成果。近年来学界对清诗的整体认识有所推进,有影响的成果也出了一批。如蒋寅的《王渔洋事迹征略》、《清诗话考》,柯遇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严迪昌、朱则杰的两部《清诗史》等。而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断代诗全集——《全清诗》也准备开工了。按照初步计划方案,《全清诗》全书预计1000册,分为10编,每编100册。《全清诗》这样空前浩大的工程是否有建设的必要确实值得商榷,恐怕也是编不好、编不全的。清代二百余年间,几乎每一个秀才都有刻诗集的可能,遑论其他正牌知识分子?!对于当前的清诗研究我有几点思考:

    (一)、“艺术审美”还是重点吗?还须就清诗学审美范畴深文周纳吗?清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前后两期都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巨变。时代的变局使得士人们关注的是历史意识和时代责任感,艺术审美的探索与争辩已非诗人们关注的焦点。固然清朝诗派中人还有不少仍在认真执著地在诗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批评论上奉献心血,但特定的时代背景却使得儒家“忠国”、“事君”的诗教内核与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成为清诗学中的重点。

    钱钟书厘定宋诗时就对清诗的价值有所定位:“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在《谈艺录》中更明确表示“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清诗研究大抵也如此,并无多少“新鲜”,也不能走出这个“畛域”。如果说钱氏的判断出于学术公心而立论敦厚的话,胡适对清诗(词)的批语可谓爽快淋漓、一针见血:“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清诗(词)已步入唐宋诗词鬼影的死胡同,清诗人的努力终未能挽回失却的辉煌。所以在清诗的研究中,一厢情愿地执著于模糊影响的“艺术审美”的鉴定与判断——这又涉及到古今艺术感觉、审美观念、诗思维的纵横两个层面的差异等等,斤斤计较于宗唐宗宋的渊源分野,不仅是清诗研究的一大误区,也为继续开掘清诗特定的文化史意义而自设藩篱。

    (二)、“点将录”式的诗学——随心所欲的游戏——名士陋习?以点将录作为文学批评形式肇始于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此后柳亚子撰写了《南社诗人点将录》,稍后继踵者有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及钱仲联的《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舒位根据诗人风格的不同,把乾隆、嘉庆时期的诗人比之为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其开创时尚不失为一种创举。一方面说明《水浒》在雅文化圈已有相当流行,也体现出雅俗文学的相互渗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富有创见的,把诗人群体比之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水浒人物,也比较容易让人对诗人的创作特色一目了然。但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敷衍凑数、牵强附会的不足,每位诗人的作品并非一生都是一幅面孔,仅凭几句简单的评语就能把一位诗人

    的创作特色准确概括、正确定位?如果贸然动笔,率尔操觚,以图好看、好玩,点将录就会成为一种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成为一条懒人的捷径,成为并无才情的名士的陋习。如今天的各种文学排行榜——仅凭印象与圈子给分、排座次,不仅无益,而且无聊,几无现代科学学术含量!

    (三)、文学(诗词)病躯的诊察——形制的守成,旧瓶怎装新酒?胡适在探讨词的演进轨迹时曾说过:“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巧而失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

    由胡适的这段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由“诗三百”到清诗的发展历程也是大抵如此,诗歌形式技巧的成熟正是逐步丧失民间通俗语言以及创作精神的过程。中国的诗歌发展到齐梁之际已备雏形,至唐人出而声律大宏,体式兼备。在盛极的唐诗面前,诗歌的演进并没呈现出物极必反的态势,反而逼迫出或者说引导出一个面目迥异的宋诗的兴盛。至此诗歌“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元明清诗人的努力“都是无味的挣扎”。清诗(包括经过振兴洗礼而面目呈现亮丽光新的词)在几近三百年的时段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是不可抹煞的。但诗词的时代过去了四百年,诚如胡适在《词选自序》里所言:“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单就诗词的艺术性而言,整个清代可以说是唐宋诗词的鬼影的时代。每个时代自有代表本时代的文学样式,清诗(词)的形式体制的局限已暴露无遗,“形制的守成”已经很难传递出文学的鲜活生命。古典意义的诗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也不可避免的提上了文学发展的议程。

    紧随着“戊戌变法”的夭折,诗坛上也发动了一场的维新革命——诗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认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中国传统诗歌发展到晚清,已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如要生存必须改革。他提出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中的新意境、新语句主要指“欧风美雨”的外国意境,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诗料”的。而“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仿佛使我们看到了戊戌变法的诗界版。保留旧风格的主张有如旧瓶再装一段时间的新酒,为旧体诗的苟延布置了新的病房,但新意境、新语句的追求却对“五四”新体诗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导作用。

    (四)、清诗的文化学意义的思考:清诗、清诗学究竟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值得做?在观念形态、思想格调与形制流变等层面上,清诗都体现出清代文化集大成的消息,这个“体现”的过程与关节正是清诗与清诗学研究值得继续深入开掘的重点。

    我们知道清诗并非仅仅由格律、声调的形式层面或者宗唐、宗宋的观念理路堆砌而成,而是融合了清代的时代精神、学术思想,以及士人心态等文化内核的有机统一体。时代的变局使得士人们关注的是历史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在诗歌创作中也较多的体现了关心时事,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在对清诗的检阅与考索中把握清诗背后的文学生态的演进,这也是诗史互证思路的延伸与拓展。在这种意义上一部清诗史就是一部清史,就是一部清代士人心态的演化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清代思想文化发展史。如前期力主抗清的陈子龙、郑成功、张煌言,后期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力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就思想性而言,他们的诗作未必就逊色于岳飞、文天祥。钱谦益就非常重视世运对诗歌的深刻影响:“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钱谦益《题杜苍略自评诗文》)。而《列朝诗集小传》的编选则是他以诗存史的具体行动。吴嘉纪的不少作品都揭露了清兵南下时所制造的屠城血案:“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过兵行》)、“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挽饶母》)。后来的郑板桥也主张“史家欠实录,借体资校雠。持以奉吾君,藻鉴横千秋”(《偶然作》)。在鸦片战争期间,张维屏的《三元里》记载了人民群众抗击英军入侵的英雄事迹,贝青乔的《咄咄吟》、姚燮的《山阴兵》等作品也都揭露了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的颟顸无能,均可看作历史实录,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巨大的认识功能。

    闺阁诗(词)人、少数民族诗(词)人以及边疆诗的发展与新变都是清诗有别于前代诗歌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清诗研究领域亟需加大挖掘力度的重要命题。闺阁诗群崛起的文化意义、繁富的表现内容以及偏爱韵文的群体取向都可以是清诗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关于清女诗(词)人的研究方兴未艾,成绩斐然,前景可观。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壮大,纳兰性德、曹雪芹的杰出成就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康熙、乾隆、慎郡王允禧、铁保、法式善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理清清代诗学价值取向的脉络。清代边疆诗作为中国边疆诗史上继盛唐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不仅表现为地域的扩大化,而表现内容的民俗化倾向更值得特别关注。如东北有吴兆骞《秋笳集》、方观承的《卜魁竹枝词》,西北洪亮吉《伊犁记事诗》、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林则徐《回疆竹枝词》等等,西南有赵冀的《镇安土风诗》、舒位的《黔苗竹枝词》等作品。这些诗作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衣食起居、婚丧嫁娶等风俗人情以及当地自然风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以开阔的视野刷新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也开启了一个诗歌艺术风色的百花园。在这里用心耕耘应该说丰收是指日可待的。

    地域文化与诗歌流派的形成,诗歌在文艺谱系中与小说、戏曲、散文、歌谣等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假借、互相予夺,中西文化、文学的交流与晚清诗歌现代转型的关系也都是清诗研究十分可取的思路。

    中国新旧文化的嬗替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是“其中一套较陈旧的范式全部或局部被一套新的不相容的范式所代替”的过程。这种文化转型对传统士人的思维模式与价值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他们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旋涡中大都产生一种文化失范的惶恐心态。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斩断了儒家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与功名利禄的衔接,基本动摇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模式,造成了传统文化体系与“新价值观”之间的文化断层。在新文化运动“四十二升大炮”的轰击下,传统的学术文化被淘洗出局,中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一个性质突变的新“范式”。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意义上掀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整个一代人跨出了旧时代,中国文学也翻过了旧的一页。传统士人要消解新文化在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和文化心态方面带来的冲击,无疑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如1927年王国维的“自沉”,诚如陈寅恪所分析:“凡值某文化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而其所化愈深,则其痛愈甚。迨极深之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为传统文化而殉节,也为旧的文化传统献上了一曲挽歌。由此可知文化范式的嬗替并没有从根本上斩断旧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清诗研究不仅要看到传统诗歌历历在目的浮雕式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浮雕式的文本表层去把握其背后深藏的文化意义。在文学生态的全景观照下把握清诗人在人文深度、文化心态以及精神层面的演变轨迹,这或许也是清诗在历史人文意义上需要继续深挖的重点。

    结语

    清代诗坛历经各种流派的嬗变,最后在同光体和南社的争论声中降下帷幕。作为中国古典诗史发展衍变中最后一页,“老树挺秀,春情未删”的艺术成就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添上了一个灿若豹尾的结局。但清诗作为一部凝聚的历史文本,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成见影响下,似乎一直游移在清代文学研究的边缘。无论是梁启超“所敢昌言”的:“以言夫诗,则可谓衰落已极”,“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清代学术概论》),还是徐世昌“可以想见”的“诗教之盛”、“诗道之尊”都未能恰如其分地给清诗一个准确的定位。

    钱钟书对清诗的评价可谓公允识度:不如唐宋但超轶元明13。钱仲联先生也主张清诗应具有“超越元明,上追唐宋”文学史地位。钱钟书、钱仲联的论断已经基本确定了清诗在中国历代诗歌纵向发展坐标中的位置,我们再来谈论清诗只是试图在一个完整清晰的文学生态横断面上重新评估清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考索、开掘依附于清诗中的社会历史得失、学术思想、士人心态以及文化交融与传播具有特定的文化史意

    义。在这一层面上,一部清诗可以说就是一部波澜壮阔而又斑斓可观的清史,是一部清代士人心路演变、精神沉浮与灵魂升降的实录。清诗作为古典诗歌这一传统园圃开出的最后一批繁密的花葩,无论颜色、生气还是香泽都值得我们动情地观赏、悠长地思索。

    注释:

    ①清诗的风格流派可谓“尽得古今之体势”,正如郭绍虞评价清代文学的总体特点时所说的那样,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体均可谓佳作迭出。在无体不兼的前提下还有所创新,如“梅村体”、龚自珍之《己亥杂诗》及“诗界革命派”的创作。柳亚子尝言:“宋词元曲称作手,明清何邃非明堂。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长歌一首赠步陶楼伉俪》)在诗歌功能性方面,清人更强调了以诗纪事、以诗存史的创作动机,十朝大事均可在诗歌中取得印证。

    ②参见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③参见朱则杰:《论〈全清诗〉的体例与规模》,《古籍研究》1994年第1期。

    ④但王夫之却对以诗存史持有异议,他强调诗歌“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审美特性,认为“夫诗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如“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有清一代,王夫之算是执著于艺术审美的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

    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叶君远认为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写过像他那样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白居易、杜甫都比不上他。在诗体革新方面吴梅村也是推陈出新、自成面目的清诗第一家。

    ⑦清代陈文述的《怡道堂》有大量七言古诗,受到“梅村体”的濡染。清末更多,比较著名的如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王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见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之二》声称好之者更是代不乏人,如龚自珍在《〈三别好诗〉序》讲到对吴梅村的诗“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论及吴诗也说:“余偏嗜之,常推为云门嫡嗣外一大宗”。⑧关于朱彝尊诗歌宗唐、宗宋的问题,学者多持不同的见解。如洪亮吉认为朱氏“晚宗北宋幼初唐”,钱钟书先生则认为“论竹诗者多不中肯”。钱先生认为“朱竹论诗,则沿七子之教,墨守唐音,宗旨与朝代不分”,“其于宋诗,始终排弃,至老宗旨不变”,而朱氏晚年诗作多“趣诡语硬,明是昌黎、玉川之遗”,故认为“北江少见多怪,遂以为学北宋”(《谈艺录》三十)。而《谈艺录》开篇第一节“诗分唐宋”就讲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依此而论,朱氏晚年宗尚昌黎等“唐人之开宋调者”,洪氏立论亦非虚言。

    ⑨关于曾国藩在桐城派古文发展中的地位,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自序》中认为:“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另外,黄遵宪也认为曾氏的文学成就在“旧学界中率然独立,古文为本朝第一”,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认为“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不止一次讲到曾国藩是桐城

    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⑩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开篇就讲到:“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莫子诸老,始喜言宋诗。……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后又说黄山谷自“江西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

    11洪秀全尊“上帝”为唯一真神,诋毁孔孟、焚烧儒家书籍的文化政策,招致了儒家士人的极力反对。就有文人把太平天国的这一政策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山曲道人题壁》所言:“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386页)。

    12关于金和的行事及诗歌创作历来评价不一。其在太平天国期间既仇视农民军又对清军的腐败无能加以无情嘲讽的举动完全可以视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封建士大夫的自然反应。他擅长以文为诗,洋洋洒洒,不拘一格。陈衍认为“其古体极乎以文为诗之能事,而一种沉痛惨澹阴黑气象,又过乎少陵、子尹”。梁启超誉之诗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可与黄遵宪、康南海并举。柳亚子则盛赞:“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黄康。”(《长歌一首赠步陶楼伉俪》)。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推举他为太平天国时期能够代表时代的诗人,认为他的纪事诗不但感人,且具有历史价值。

    1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明确给宋诗定位:“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胡明先生的《关于宋诗》一文对这段论述有过精辟的阐释:“钱先生早年就性爱宋诗,……《谈艺录》谈的诗艺往往在宋诗与清诗两端。在落笔写‘也超过了清诗'前他是又回头掂了掂两者的艺术分量的”,一个“也”字也准确透露出钱钟书心中清诗应有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