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原因看“边塞诗派”的形成
肖旭
诗至盛唐，蔚为大观。诗人们或继前人，使以往形成的流派风格更加鲜明；或新辟蹊径，自树一帜，开拓更广阔的领域。在这百花争艳的文苑里，边塞诗派，于开元、天宝年间，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异军突起于诗坛之上。他们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表达了盛唐时期下层知识分子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更为可喜的是，他们对以往人们闻而生畏的边塞，进行了热情的描写，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此后，边塞诗派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为后人所重视。
边塞诗虽大盛于唐，但却源远流长。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在《诗经》和《汉乐府》中，就有描写边塞战争的诗作，如《诗经·小雅·采薇》、《汉乐府》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古歌》等，但作品并不多，更无流派可言。即使到了初唐，文人对边塞风光及边塞战争的描写还是不多，他们对边塞尚怀有恐惧心理。就连作为政治家的陈子昂，到幽州后，也发出了悲怆的叹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般的文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盛唐时期，边塞诗却成了一大流派，不仅有更多的文人描写边塞风光与边塞战争，而且有许多人亲到塞上，甚至从军。在他们的笔下，边塞风光显得十分美丽、壮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雪尽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闻吹笛》)还有一些在内地决见不到的奇异景色：“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岑参《经火山》)边塞并不可怕，如同图画一般，壮丽可观，优美诱人。
边塞仍为昔日之边塞，山川如故，风沙依旧，但是诗人的感受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由害怕边塞而突然热恋边塞，亲到塞上从军，这种现象值得探索。盛唐时期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以及与边疆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文人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诗歌本身的发展等等，都是边塞诗派兴起于盛唐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其中也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
盛唐边塞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诗人要去从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思想在盛唐以前早就有所表现。汉代的班超曾“投笔从戎”，后来曹操、曹植等都抒发过将赴国难、驰骋沙场的雄心大志。初唐的“四杰”、陈子昂继续有所发挥。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国力大盛，玄宗登基时，精励图治，任用贤臣，使唐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身于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进取心十分强烈，大都想登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垂名青史。这种心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盛唐时期的文人，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虽各自走着不同的仕宦道路，但想要达到自己建功立业的目的，却是共同的。
唐代文人的仕宦道路不止一条，科举求仕在唐代很为普遍。但科举之路，并不平坦，需从县令、县尉一步步作起。但从军求仕，位至宰相，在唐代却不乏其人。在盛唐时期，将领只要在边庭战胜强敌，就能入朝为相。由于唐玄宗推行这种政策，因而使胸怀壮志、要求建功立业的文人更加注意边塞，走从军求仕之路，以诗抒发情怀，表达志向，就十分自然了。诗人们很赞赏玄宗的这种政策，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高适《塞上》诗就主张用武力抵抗异族的入侵，认为“和亲”非长远之计。王昌龄《出塞》诗更嘲笑唐将无能，不及汉将李广：“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他们的这种看法，正是唐玄宗边功政策在文人思想中的反映。想去从军的文人，当时已有较高的文名，他们的从军，往往侧身于将帅幕府之中，运筹帷幄，其结果常是随着将帅的升迁而身置要位。所以，文人们都非常注意边庭，在诗歌中，表达了他们从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岑参为求功名，也说道：“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他已到“而立”之年，但还未显露头角，科举之道，遥遥无期，于是便身赴边陲。高适是一个“喜言五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的人(《旧唐书·高适传》)，在他的诗歌里，更把从军看作一条求仕之路，他在《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中说：“单车入燕赵，独立心悠哉。宁知戎马间，忽展平生怀。”在《塞下曲》中说：“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迎，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从以上略举的几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盛唐文人向往边塞，固然有爱国主义因素在内，但自已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求得一条仕进道路的想法，并不比爱国精神弱。虽然在初唐时，也有人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但由于初唐统治者，一则力量不足，二则对边疆少数民族大多采取和亲政策，所以，文人中虽也有人表示去从军，但究竟并不普遍，也不十分热衷。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则大不相同了。中唐诗人李贺曾说：“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他虽然指的是唐代开国功臣，但也说出了有唐一代从军求仕的现象。
造成盛唐文人注意边塞，从戎出征，大量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光的诗歌的因素，除了唐玄宗边帅立功即入朝为相的政策外，还与李林甫的执政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林甫在开元年间位至宰相后，大权独专，嫉贤妒能，他本人不学无术，而对有才能的文人却极力压抑。这便使怀着远大理想的盛唐文人，对科考入仕的道路更加绝望，在他们的诗歌里，发出了悲凉的声调：“儒术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醉时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平明主。”(高适《别韦参军》)对于科举之路，岑参也深感艰难，在《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中说：“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自首徒攻文。”
一方面有唐玄宗边功政策的鼓励，一方面有李林甫嫉贤妒能的压抑，文人注意边塞，走上从军求仕的道路，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我们看高适是怎样说的吧：“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瑟。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天长沧州路，目暮邯郸郭。”(《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征》)诗中的情绪是压抑的，愤愤不平的，可以看出，他是因为以科举求仕的道路走不通才去从军的。在他们从军后，情况便不同了，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是远大的前程。岑参就感到路子走得很对，极为高兴，他在《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诗中说：“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高适甚至还嘲笑那些正在走科举仕途的文人：“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
但是，现实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李林甫看到了唐玄宗边帅立功即入朝为相的政策于己不利，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杜绝边帅入朝为相这条路，便千方百计阻碍文臣任边塞要职。由此一来，文人希冀将帅入朝为相而自己也身置显位的路途亦被阻塞。已投入军中者，看到这条仕路的难进并不亚于科举入仕，因而情绪马上跌落下来。所以，他们的腔调，由激昂一转而为悲凉。岑参说：“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作》)“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中，他甚至后悔不该从戎，而应去走科举之路。他深叹自己一腔热血，满腹经纶，身赴边塞而功名不成。在《监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一诗中说：“云沙万里地，辜负一书生。”这里的声调还只显得凄凉，在《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诗中，便带些愤慨了：“词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
已到军中者，有着这样的切身感受，写出了这样的诗篇；未曾去从军而热切注意边塞的诗人，也看到了从军求仕的艰难：“向夕临大荒，朔风轸归虑。平沙万里余，飞乌宿何处。虏骑猎长原，翩翩傍河去。边声摇百草，海气生黄雾。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虽投定远笔，未做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王昌龄《从军行》)“戎鞭腰下插，羌笛雪中吹。膂力今应尽，将军犹未知。”(李颀《塞下曲》)“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凉州词》)
文人对于从军求仕的艰难，虽然不一定知道是李林甫从中作梗，但都敏锐地感觉到了。杨慎之评王之焕《凉州词》说：“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开庵诗话》卷二)文研所编的《唐诗选》解此诗说：“作者大意不在于夸张其寒，说那里没有春风，而是借此比喻朝廷不关心戍卒的生活。也就是《诗经·小雅·采薇》‘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和‘行道迟迟’，‘莫知我哀’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唐玄宗最初大增边费，对边将甚为重视，立功就升迁，而到后来，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了。在这类诗中，最为典型的还是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高度地概括了盛唐文人科举求仕无出路而又无可奈何走上沙场的心理，他们想作一番事业，但从军又难免一死，仕途也极为艰难，功名是否可以取到，尚不可知。马茂元注《唐诗选》说：“由于远戍边疆，生还无望，在苦闷无可奈何的情绪中，为了求一时的麻醉，所以不惜纵情痛饮，醉卧沙场。”这首诗，刻画文人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可谓入骨三分，深刻而又典型。此诗所以在盛唐即博得很大声誉，原因之一就是它代表、概括了盛唐时一批想去从军求功名的文人的悲怆心理。于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盛唐边塞诗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容，有各种情调，而悲壮却又占了主音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