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最后的古典诗人

刘纳

    谁都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倘若能，出生于1852年的诗人陈三立(1852一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则尤为向往北宋。“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这是一个梦，他只能在梦中追慕北宋诗人的文采风流。强烈的认同感也源于在诗歌发展历史上所处位置的相似性。宋诗人无奈地生在辉煌的盛唐之后，他们会有鲁迅于千年以后清晰表达出的慨叹：“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处于中国古典诗歌长链尾部的诗人则更为无奈地面对着更完整更严密更难超越的长达两千年的辉煌。陈三立羡慕宋诗人开创了“以故为新”、“点化陈腐”的变通之路，从而造就出与盛唐之音相峙相映的另一诗歌景观。而他和他的同辈诗人已经感受到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幕落花凋的末运，不祥的预感使末代古典诗人格外迷恋于已显局促的古典经验，他们该怎样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一个悲酸而又不失体面的收束?

“孤儿”——诗人

    与那时代所有中国文人一样，作诗是陈三立自童年时代起便开始必修的功课。写诗早就融化为他人生方式和感情方式密不可分的部分，是显示才具、体认身份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交际与应酬的工具，也常常成为风雅的游戏。同时，也与那时代几乎所有中国文人一样，陈三立志本不在诗。1886至1895的十年间，已届中年的陈三立以“公子”身份随父陈宝箴转辗各地任所，多所赞画。他诗酒结客，评论朝政，讽议公卿，在政坛边缘徘徊。1895年，其父升任湖南巡抚，陈三立协助父亲使湖南风气大开，他们既然决心把湖南经营成新政基地，他们的命运便密不可分地与维新人士胶合在一起。当103天的戊戌政变结束在志士的血泊中，一并被革职的陈氏父子在1898年阴历8月以后那些惊心动魄的险恶日子里，也只能黯然吞饮壮志未酬的悲哀。

    此后开始了陈三立漫长人生中最为艰难冷酷的一个时期。他写于1900年8月的《大姊墓碣表》浸透着椎心泣血的哀痛，近一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够听到从那沉重的文字中传出的不绝的哭声，“天地日月，惨傈慌惚，自视不复辨为所托何世……”悲哀溃决了，就从“烦冤茹憾、呼天泣血”(《庐记》)的哀毁逾恒的痛苦中，走出了一个才情盖世的诗人。

    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西山(又名南昌山、散原山)是陈三立最为伤心处，其父被罢官后在这里修建了“埥庐”，而后又葬在这里。父亲死后，这里“惨然满目，凄然满听”(《埥庐记》)的情景使他泪枯肠断，他屡屡抒泻出作为“孤儿”的感受：“昏昏取旧途，惘惘穿荒径。扶服埥庐中，气结泪已凝。……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 “群山遮我更无言， 莽莽孤儿一片魂”；“壁色满斜阳，照照孤儿泣。”

    中年丧父，本难说是人间之大不幸。写下这些诗句的陈三立已年届半百，却竟有如此悲苦的“孤儿”之感!52岁的陈三立甚至描画过这样一幅自我写照：“眼花头白一孤儿。”“眼花头白”而体认“孤儿”的身份，如果在另外的场合，或许会使人感到既可怜又可笑的矫情，然而，搏动在陈三立诗句里的，却是非常真挚的悲戚与十分深致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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